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角度研究，还是从实践角度探索，都是一对联系远远大于区别的概念。只有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把握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之间的关系，才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工业化是18世纪60年代后，随着英国的产业革命使机器逐步取代手工劳动而诞生了近代工业后才出现的一个名词。 首先，工业化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可作不同的理解。 对工业化一词最为流行的解释是将工业化描述为：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的份额连续上升的过程。这是着眼于工业发展角度给定的定义，强调工业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工业发展。有的学者将工业化定义为：一个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或在国民经济结构中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的转变过程。显然，这是着眼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变给定的定义，强调的是通过发展工业，使一国的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有的学者认为：工业化是近代工业通过自身的变革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使国民经济以至整个社会都得到改造的过程。这一定义着眼于对工业化内容的全面把握，强调工业化概念的综合性。东方学术界往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认识工业化的内涵，或者认为工业化就是现代化，或者认为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此外，有的学者强调生产的物质结构变化，着眼于生产要素的投入组合与产业关系的变化来定义工业化。由此可见工业化内涵的丰富性。笔者认为，工业化是在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中心向以工业为中心的转变过程。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在运用新科学技术基础上建立起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的门类齐全、结构和分布合理的工业体系；是工业地位上升，超过农业；三是在经济发展中能为其他部门提供先进的科技装备。 其次，工业化是个综合概念，有着特定的层次性规范。工业化是个有着复杂而深刻内涵的综合性概念。例如狭义的工业化概念解释为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并占统治地位的过程；广义的工业化概念则是指工业化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过程，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和导致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变化。 如果从广义角度理解工业化的内涵，工业化的基本涵义由浅入深可呈现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工业本身的发展；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三是社会经济突出的变革；四是文化层次上的变革。 再次，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必须在过程中理解。尽管上述诸表述的着眼点不同，但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一致性，这就是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工业化是个过程。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就将工业化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并给定相应的检验指标。 从城市化的水平看：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10％为初期阶段，30％为中期阶段，70％为后期阶段。认为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即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或地区，工业化的标准是不同的。例如我国就是将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标准主要界定为人均GDP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下降至30％。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中“新型工业化”就是着眼于时代特征，以可持续增长和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标准的工业化。 最后，工业化是个实践性概念，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艰辛才能实现的 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看，近代工业化发生于产业革命过程中，英国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至19世纪30年代末基本完成，历时近一个世纪；近代工业化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差距很大，即至今日，仍然有许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工业化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国民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至于现代化工业，只是极少数发达国家才得以实现。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一批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工业产业，但从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看：机械化、半机械化劳作在农业生产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几千年一贯制的手工劳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或根本性转变。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商品经济尚欠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尚待进一步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工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走“新型工业化道一路”，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农业产业化是改革以来农村出现的新生事物。关于农业产业化内涵的界定，理论界同样没有统一的认识。在我国改革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过程中，虽然对农业产业化的内涵颇有争议，但基本上取得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共识一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农业经济；二是要按产业系列发展农村经济；三是要实现农工商一体化；四是要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为中心，加快实现由落后的半自给自足的农业向现代商品农业的转变。据此可将农业产业化表述为：在稳定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区实际，围绕本地的重点产品，实现该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种养加工、农工商、销一体化经营，达到产业区域化、经营市场化、管理企业化、服务社会化的目的。从而使农业真正走上城乡优势互补、产业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显然，这是一个描述性概念。 将工业化内涵的一般表述与农业产业化内涵的一般描述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工业化的内涵中，更多地是强调“转变”与“过程”，农业产业化的内涵中，则更多地强调运作的条件和组织形式。据此，与工业化概念相比较，农业产业化概念是个相对“微观”的并且操作性极强的实践性概念。 从联系角度看：在英文中“工业化”与“产业化”是不加区分的，统称为Tndacbrialization。在中文的译文中，也将Tndacbrialization通译为“工业化”或“产业化”。也就是说，作为动态名词，工业化与产业化之间的区分不具有国际性，是中国人在改革过程中赋予二者以不同的内涵。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联系，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产业化是一国工业化的核心内容。如果仅从产业化讲，一国的工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工业产业化，二是农业产业化。实现工业化，就是要实现一国的工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只着眼于工业产业化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完整的。从我国的实践看，工业生产经营的产业化，无论从产品的销，还是从企业组织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程度，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说我们已经实现工业化，甚至不能说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其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程度还很低，农业生产目的的自给自足性、生产组织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手工劳作性等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还更多地保留着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特征，作为工业化主要内容之一的农业产业化，还制约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其次，农业产业化是检验一国工业化实现程度的客观标准。虽然对一国工业化实现程度的检验标准是综合的，但对于一个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产业化的实现程度无疑是客观标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工业化要求一国的农业产业也要向工业产业那样实现市场化、社会化、系列化，使农业产业化发展在经营理念、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等诸方面与工业的产业化程度相适应，以实现工农业两大产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因此，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程度，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一国工业化的进展程度，尤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现代化”水平，集中地体现一国工业化的水平。再次，只有形成农业产业化才能最终实现一国的工业化。工业化不是一个孤立的结果，也不是一个单一的进程。一方面，一国工业化的最终实现依赖于农业产业化的最后完成，没有农业的产业化就没有一国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对一国工业化的实现具有加速作用的同时，它自身作为结果，也将最终完成于一国工业化的进程之中。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其特征 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迁徙的过程，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二是城镇数量的增加。城镇化是社会经济以及文明程度不断发展的结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业人口比例不断下降，非农业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从而形成了城镇数量以及人口的上升。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是建立在城镇化的基础上，强调城乡统筹、城乡互动、节约能源、生态保护以及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观念，其核心内容为农村与农民，以实现农民生活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平等化为目标，并最终实现社会财富的共同分享。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的城镇化建设相比，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范围涵盖农民，注重农民利益的保护，以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化的手段实现城镇化目标。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单纯是城镇人口与数量的增加，更加注重通过产业支撑、居住环境等各种民生建设手段实现城乡转变。第二，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以及生态文明的保护。更加注重运用绿色环保、集约智能的科技方法促进经济的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 基于以上新型城镇化建设概念以及特征的分析，可以得出新型城镇建设对产业支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主要体现在对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要求两方面：在产业布局方面，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以及城乡统筹的发展模式，要求转变传统的人口由农村单纯向城市集中的模式，要求发展农业产业以及符合当地经济情况的产业，带动当地人口就业。在产业结构方面，要求城镇化建设要充分考虑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这就要求产业结构的转变，鼓励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入城镇化建设队伍中。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产业支撑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城镇化建设历史过程，不难看出产业支持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历史经验同样显示良好的产业支持能够为城镇化发展提供积极的推动作用。由部分失败经验也可以看出，单纯凭借“人造”城区是无法实现城镇化建设的，城镇化建设实质是生产要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最终实现区域的产业化发展。 审视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不难发现我国城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不协调因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城镇化率与工业率的不协调。根据国际经验，一国城镇化率大概是其工业化率的两三倍，然而根据2013年国家发改委报告，我国城镇化率约为53.37%，而工业化率约为48.5%，通过数据对比发现我国城镇化率落后于工业化率。第二，我国产业布局与城镇化建设割裂，由于我国自1978采取了非均衡的产业政策，产业发展也向东部发达沿海地区倾斜，非均衡的产业布局政策导致我国东、中、西部发展极度不平衡，产生了东部地区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集群，而中西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布局。这种极度不平衡的产业布局使得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向城市，形成了“候鸟式”迁徙，加大了我国城镇化难度。第三，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难以体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绿色生态、集约智能的科学发展观理念。 综合上述，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我国产业布局与结构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因此，我国产业发展规划成为影响城镇建设的首要因素，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将为其带来崭新的发展空间。 三、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产业发展规划 产业发展规划主要分为产业布局规划和产业结构规划两部分，针对以上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我国产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本文从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两方面分别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城镇建设提供强劲的发展动力。 1、构建全面均衡的产业发展布局，带动农民就近就业 上文提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农民，解决农村、农民问题是实现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农业发展问题、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内容，农业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农民收入的多少；农民就业是农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如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也就成为提高农民社会保障的首要任务。基于以上思路，本文提出发展农村经济产业化的发展思路。 加快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建设，建立一套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产业化市场化机制，通过多渠道促进农民就业，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农村经济产业化是指根据国内外市场为导向，对农业生产实行产业化生产的经济模式。根据当地农业支柱产业以及特色产品，因地制宜地将农产品的生产、储藏、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统一起来，实行一体化经营管理。将农村传统的半自然经济状态转变为完全的市场经济，促进农村经济生产经营的社会化以及规模化，推动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通过建立以城带乡的模式，建立多种渠道促进农民就业，实现农村经济的飞跃以及城镇化。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农村经济产业化的最大障碍莫过于体制障碍，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在历史时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格局难以满足农村经济产业化的要求。这种单独作业生产的生产方式严重束缚了我国农村经济产业化的发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长期施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只会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以及向城市转移的格局，使得农业生产力低下，给农村城镇化建设带来巨大阻力。 农村产业化的实现需要市场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首先，政府部门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财政投入金额，为农村经济发展建设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保障以及制度保障；同时加强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吸引优秀的资本技术投入我国农业经济当中，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以及资本支持；以优惠的税收政策鼓励从事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投入农业经济技术的开发研究当中，加大政府对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资金投入，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可及支持。其次，企业部门要借助政府部门的政策优惠，积极投入农业经济活动中，积极寻找投资回报率高、风险较低的投资项目，并根据当地特色产品努力创建农业特色品牌，加强农业生产企业的公司经营管理水平，扩大当地农民就业。最后，农民应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认识农业经济产业化的重要性，以积极的态度应对经济发展引起的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变。配合政府的政策引导，积极参与农村经济产业化的建设当中。 2、优化我国产业结构，构建科学合理的产业机构，推动城镇建设步伐 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将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新型城镇建设要求以绿色、智能、集约的生产方式进行城镇建设。这要求城镇化过程中，要以绿色环保节能的模式进行城市规划建设、以最低的环境资源代价进行社会生产活动，因此在城市建设规划、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要具备生态文明保护意识，积极进行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建筑材料等技术方面的创新活动。 首先，要加大对从事环境保护、资源利用以及绿色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支持。政府应以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从事环保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发展，大力扶植该类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政府也要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财政投入，对高新技术的科研活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我国金融服务体系，结合普惠金融的时代要求，构建惠及我国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中小企业的经营规模的扩大，发掘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加大新能源、能源循环利用产业的科研投入。新型城市建设要求以绿色低碳为生态文明理念，加大能源技术的研发力度，能够有效解决因化石燃料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时解决能源危机的产生。 其次，注重生态理念融入城市建设规划工作中，加强生态宜居工程建设。在城市建设规划过程中，要融入生态保护理念。在城市交通建设中，要以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为目标，积极开发运用新能源技术，减少能源损耗。在城市工程建设当中，注重运用节能环保材料，如通过屋顶绿化等生态工程方式，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补偿。在城市市政规划过程中，要注重对土地、水等资源的合理集约规划、建设和管理，发展集约型城市，建立一个紧凑型的社会，逐步推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要注重运用新技术方法融入都城市建设的规划与管理过程中，大力发展低碳产业技术，积极开发新能源技术，注重能源的可再生以及循环利用技术的研发。 【参考文献】 [1] 朱桢博、李嘉林：西南地区小城镇产业规划分析[J].山西建筑，2012（28）. [2] 许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基本问题研究[J].中国外资，2013（4）. [关键词]城镇化模式；国际经验；新型城镇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0-0077-03 1 河北省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丰富，具有综合性特征，因此需要多方面、多角度、深层次对其界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有着不同的实现形式。因此，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河北省新型城镇化是以实现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以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为动力，追求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高效发展的多元化演变过程。其本质上是一场以人为中心、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其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其基本目标是城乡和谐的城市化，其基本模式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城镇化。世界城市化的进程表明，新型城镇化最早就是源于对传统工业化和传统城市化所造成的资源环境压力提出的。人们普遍认为，建立在传统工业化基础上的城镇化过程，在耗竭自然资源存量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环境污染。 2 新型城镇化发展国际经验借鉴 2.1 城乡发展不能以牺牲乡村为代价 国际经验表明，凡是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其农业也相应地较为发达。美国是在城镇化、工业化的同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解决了粮食和原料问题，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同时农产品的出口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积累资金。日本在城镇化过程中，重视城乡总体布局，力图避免“贫民区”现象的出现，在处理城市与农村发展关系方面较为成功，政府在关注三大都市圈发展的同时，制定了大量法律促进农村的健康发展，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城乡鸿沟。而巴西在城市化过程中，片面强调城市的扩张而忽略了农村的发展，导致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告诉我们，河北省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把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 2.2 重视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城镇化的速度差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社会保障成为发展的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早在19世纪，德国便创造性地开展了社会保障方面的工作。如在1881年颁布的《社会保障法》就标志着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以后几年又相继通过了关于建立医疗保险、事故保险以及伤残和老年保险的立法，1969年又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制定了《农民养老金法案》，自此，德国正式建立了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构成的社会保障网。英国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最早的国家之一，20世纪初，英国政府制定了《老年赡养法》、《国民保险法》等一系列法案，到20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2.3 注重培育城市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 城市的发展与产业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城市发展积累因果理论认为，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时，决定城市增长的不再是本地的资源禀赋，而是城市本身集聚资本、劳动力及生产要素的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城市能否形成一种繁荣的主导产业。如美国的帕洛阿尔托小城镇，全镇只有5.6万人，在发展过程中依托毗邻斯坦福大学的优势，发展以电子软件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使该镇成为世界上最充满活力的小城镇之一。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各发达国家也非常注重城市特色，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和钢铁城匹兹堡、法国的葡萄酒城波尔多、荷兰的港口城市鹿特丹、意大利的服装名城米兰等城市，均以独特的城市竞争优势而屹立于世。 2.4 城市化必须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适度同步 国际经验证明：过度城市化是病态城市化，既不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也不能带来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还会产生严重的“城市病”；滞后城市化则是发育不全的城市化，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利于现代化的实现；只有同步城市化，才有可能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与良性循环，避免或缓解、消除“城市化”。 2.5 城市规模和城市布局合理，必须集中与分散结合 城市化是人口不断由农村转向城市的社会经济过程，也是城市地域扩大、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普及的过程，集中型的城市人口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分散型的城市化使城市人口适度分散到中小城市，大城市适度分散到郊区和卫星城。国际经验表明：城市不是越大越好、越集中越好、越多越好，城市过少、过小、过于分散，就会影响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占用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因此，河北省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硬性的城市化规模政策，既要考虑大城市较大的人均产出，又要考虑大城市较高的劳动力、土地和军民生活费用；既不鼓励大城市的发展，也不抑制大城市的发展。通过政策引导使标准的制造业生产活动分散到中小城市，而使大都市地区的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服务、研发以及非标准化的制造业上。因此，城市必须合理布局，集中与分散必须恰当结合，使大、中、小城市结构合理、搭配适当。 3 河北省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城镇化发展，积极探索具有河北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已取得一定成就，但仍然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3.1 城乡定位不准确 由于受行政区经济影响，河北城市发展仍各自为政，致使城市定位不准、角色混乱，进一步加重了区域内部协调发展的矛盾。乡村发展定位仍以自然经济时期自给自足的乡村居民点功能为主，使乡村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城乡功能定位不准，二元结构突出，导致城乡产业发展脱节，使乡村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根本无法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进行有效对接。 3.2 城乡结构不合理 河北省城乡体系结构仍存在大城市不大、中等城市不强、乡村规模过小、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等问题。2011年的河北省城市首位度仅有1.254，说明首位城市经济实力偏小，经济辐射能力不足，没有形成相应的核心城市，从而加重了河北省内城市间以及城乡间协调发展的矛盾。同时，河北省乡村居民点的规模小、耕作半径有限，已严重制约现代农业现代化的有序推进，导致农民工两栖型生活方式长期存在。 3.3 城乡产业不衔接 城市功能定位不准，区域内城市发展目标大体相似，导致城市经济结构雷同，城市间联系不紧，难以融合。无差别竞争，行业与企业缺乏必要的分工与协作，低水平竞争激烈，无法形成规模效益，导致资源浪费严重。各城市间的竞争明显大于联合，摩擦高于融合，分力大于合力，严重削弱了区域综合发展能力，抑制了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提高。城乡地位不准，城乡发展各行其道，城乡产业发展脱节，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导致区域内比较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利用，严重影响城乡产业链的有效衔接和城乡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4 城乡生态不耦合 城乡结构不合理、城乡定位不准确、城乡产业不衔接，城乡发展各行其道，导致城乡生态环境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脱离，城乡生态不耦合。城市发展呈摊大饼式无限拓展蔓延，导致耕作区、水域等生态功能面积不断缩小，河流等生态廊道遭到极大破坏，严重阻断了土地的呼吸，植物的生长，水系的循环，尤其是生态流的转换。与此同时，乡村经济发展滞后，缺乏应有财力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三废”物质进行有效治理，乡村生态环境建设更是无从谈起，乡村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致使城乡生态环境不耦合，生态文明建设严重滞后。 4 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对策 4.1 以城市群为主要载体，优化城乡结构体系 统筹区域发展资源，突出重点地区，把构建城市群作为城镇化布局的主体形态。以承德、张家口、廊坊、保定市为主体，构筑环首都城市群；以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市为主体，构筑冀中南城市群；以秦皇岛、唐山、沧州市为主体，构筑沿海城市带。重点加强石家庄、唐山建设使其真正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突出县城和中心镇建设，在保证县城（县级市）产业集聚区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中心镇产业园区建设；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布点规划建设，严格科学选址，科学预测发展规模，提供合理的产业支撑，与中心镇乃至县城进行有效衔接，建设年限可不做具体要求。 4.2 以新型工业化为纽带，统筹城乡产业发展 以新型工业化为纽带，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新型工业化的实施和二三产业的有效集聚，将为城镇居民和进城务工农民提供有效的、稳定的工作岗位，才能保证农民工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能够长期定居城镇。同时，新型工业化推进过程中的粮食加工业还是拉长粮食产业链条、提高粮食价值、走“工业兴粮”之路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的扶持力度，给予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用地、贷款、资金扶持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4.3 以城乡资源开发为基础，完善城乡体系结构 城乡统筹的基础是城乡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完善的城乡体系结构。通过城乡互动，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效对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目标，最终使城乡得到共同提高，表现为城市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再度发展，以及乡村经济、社会方面的积极提高。城乡统筹互动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是其最永恒的动力。城乡间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生态流的畅通无阻是城乡统筹发展、良性互动的支撑体系。 4.4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优化城乡生态环境 经济要发展，环境是保障。实践已经证明，环境就是生产力，环境就是竞争力。当前，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地区之间经济竞争、形象竞争和社会竞争的焦点，从东南沿海到中西部地区，都在努力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抢抓发展先机。优化城乡生态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推进河北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目的之一。 4.5 以“四化”协调发展为引领，有序推进河北新型城镇化进程 纵向看河北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但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原因在于农村人口多、农业比重大、保粮任务重、工业比重低、城镇化水平低、信息获得滞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等。为此，必须实施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信息化为支撑的信息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协调发展战略。通过加快信息化，有效地支撑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健康发展。通过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使农民工及其家属真正由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真正在城镇就业生活，才能使他们原有的农村土地得以流转，农用土地经营规模扩大，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化，最终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同时，新型城镇化的有序推进还将为二三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一、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外贸出口、投资以及消费相继成为不同时期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必须找准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其本质特征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转换，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换。 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对投资、就业、消费的全方位拉动，进而优化产业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将推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一）拉动投资 我国农村乡镇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有较大改善。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伴随城镇功能完善的需要，在道路、供水、供电、住房、通讯、教育、医疗、文化建设、污水和垃圾处理等方面将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的建设，从而形成巨大的投资需求。 （二）优化结构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不仅能够推动以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实现经济服务化。 （三）增加就业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必将推动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会为服务业的充分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就地吸纳大量的农村人口就业。 （四）促进消费 城镇化可以提高消费水平。从乡村到城市，居民消费明显增加。农村人口的逐步“市民化”，将促使新型城镇中的文化、旅游、休闲、家政、美容等行业的服务需求不断增加，服务水平将不断提升，进而逐步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 （五）缩小差距 一方面，城镇化将加强公共设施投入，改善城镇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城镇化将提升入城新市民的收入，提升生活品质。应该说，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出路。 二、城镇化有巨大的资金需求 从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经济的推动以及国际经验看，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会创造出新的金融需求。未来新型城镇化的资金需求主要体现在城镇公共事业建设、城镇房地产开发、城镇小微企业和城镇居民消费等四个方面。 （一）城镇公共事业建设需要大量资金 新型城镇化的公共事业建设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三个方面。这些项目建设，有的纯靠政府投资，有的可以公私合营，有的可以民间投资。但是，这些项目建设共同的特点是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经济收益有限、偿还期长。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其中大量依靠的就是银行资金支持。 （二）城镇房地产开发需要大量资金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人的城镇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安居问题。在土地集约使用的情况下，新型城镇化必然改变传统的农家小院模式，实现住宅商品化发展。我国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为20%，按每年830万户农民市民化（2480万人除以3人/户），每套城镇普通商品住房成本10万元计算，总投资将达8300亿元，需要外部融资将达6600亿元。若按45.8%的贷款比例计算，需银行信贷资金3800亿元；若按宽口径计算则为7600亿元。 （三）城镇小微企业发展需要大量资金 十提出“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工业化，尤其是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是城镇化的持续推动力。农业产业化发展必然促成一大批小微企业创立、成长，产生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需求。从目前全国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与小微企业户数可以测算出，小微企业户均贷款额约90.5万元。假设每年市民化2480万农村人口，2/3为劳动人口（1653万人），其中50%留在小城镇就业则约为827万人，按小微企业户均吸纳就业21人计算，预计将新产生约40万户小微企业，其贷款资金需求将达3600亿元。 （四）新城镇居民有大量资金需求 十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收入倍增计划中收入倍增者指的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翻一番。农民创业和扩大再生产将使得个人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增加，收入的提高和市民化的发展将使农民消费升级，新市民对居住、交通、娱乐、教育方面的需求增长将带动个人住房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汽车消费贷款需求大量增加。2012年我国住户消费性贷款余额104439亿元，按城镇人口71182万简单测算，人均消费性贷款约1.47万元。而新型城镇化每年市民化2480万人，将新增消费贷款需求3650亿元。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简单测算看，每年新型城镇化产生的银行信贷资金需求将达2.35万亿～4.69万亿元左右，约占2012年全国新增境内贷款的26.6%～53.2%。可见，新型城镇化产生大量的资金需求，使农村银行机构在城镇化建设中大有可为。 三、银行要为城镇化助推尽责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持与配合.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经济的“造血体”，建立现代农业金融服务体系、补齐农村金融短板，已成为促进城乡产业互融和要素流动、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 实际上，银行支持推进城镇化进程对于政府、小城镇金融消费者和银行自身均有现实意义。对于政府而言，可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利用信贷资金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对农民而言，可以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更新消费观念，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有效拉动内需和消费；对银行自身而言，可以拓宽客户资源，拓宽中间业务渠道，挖掘丰富的金融财富，增强综合竞争力。 （一）主动营销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面临新的形势，追求盈利与风险化解之间的关系平衡成为资产负债管理的关键。因此，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银行机构必须积极行动，明确专门部门和专门人员负责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服务工作，充分利用当地优势，注重培育优良客户群，为小城镇建设的稳步发展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要转变“坐等客户上门”的观念，开展主动营销，多深入企业和乡镇，多走访客户，多倾听客户的声音，在需求中找市场，在服务中寻客户，不断提高新型城镇化融资需求的满足率、覆盖率和满意率。要规范农村城镇化信贷业务运作程序。开展区域评价，针对农村城镇化建设目标市场，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形成区域评价报告，为信贷支持和营销决策提供依据。对选定的拓展区域和项目，及时进行金融需求分析，整合产品，制订全面、贴身服务方案，及时开展营销，对于区域整体符合支持条件的，根据该区域特点制订整体服务方案，实行区域整体营销。 （二）创新制度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需求明显有别于以往大城市、大中型企业和大项目的需求。新的金融产品则是农村银行机构有效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工具和手段。农村银行机构要努力建设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金融工具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规范体系，有针对性的提供差异化产品，推动崭新的金融品种打进农村市场，推动同业之间的业务合作。 一是创新服务手段。积极推行金融超市“一站式”服务、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现代化金融服务手段，促进业务办理效率的提高和资源优化整合。围绕银行卡、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保险、基金、个人理财等业务，创新开发中间业务品种。对已在大城市开办的中间业务品种，应尽快在县域金融机构推广。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机构、网点、人才、信息等优势，大力开展中间业务创新，逐步将业务渗透到投资理财、信息咨询、财务顾问、产权交易服务等领域。 二是创新担保方式。突破传统担保方式的限制，扩大抵质押贷款范围，接受企业自身用的无形资产（品牌、商标、专利）、集体土地使用权、厂房、宅基地和集镇商铺、库存产品等作为贷款担保；推出中小企业信贷、小企业循环贷款、亲友抱团贷款、企业信用联盟、网贷通等贷款业务；农村小额信贷允许用农作物、农产品、承包的土地使用权等作为抵押获得贷款。 三是创新融资产品。结合城镇化建设的特点和实际需要，积极开办购建房贷款，支持农民改善居住条件；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所需消费贷款，鼓励农民购买小型农机具和交通运输工具，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支持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通过具有经济实力的村民担保的方式试办助学贷款。努力满足小城镇建设对信贷资金的需要。 四是完善责任追究。农村银行机构要以满足“三农”、城镇化的有效信贷需求和防范风险为原则，以调动信贷人员工作积极性为根本，完善信贷制度、定价策略和考核办法，优化信贷流程，增加信贷投放。要科学设立风险容忍度。对经过条线和内审部门检查认定，信贷人员确已依规操作，恪尽职守的，要依规免除其经济责任，实现尽职免责。 （三）监管激励 作为银行监管者，必须要善于完善制度和规则，引导农村银行机构积极主动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一是加强监管引导。要完善差别化监管政策，提高农村银行机构存贷比和不良贷款的容忍度要求，如对农村银行机构的存贷比设立下限要求，要求不低于60%；允许农村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容忍度高于平均不良贷款率的2～3个百分点。参照扶持小微企业做法，降低农村银行机构“涉农”、“涉城镇化”贷款的风险权重至75%。支持农村银行机构发行“城镇化金融债”，补充资金来源支持城镇化建设。要建立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信贷导向评估监测制度，提升农村银行机构金融服务能力和动力。二是完善扶持政策。建立信贷风险损失补偿机制和信贷投入奖励机制，将特殊补贴政策与普惠制农村税收政策相结合，实现偏远地区农村商业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搭建沟通平台。由政府部门和监管部门牵头组织，定期召开新型城镇化建设联席会、项目供求信息推介会，及时向金融部门通报小城镇的发展规划、产业布局、项目引进、经济运行等情况，及时向金融消费者宣传推介银行的信贷政策、投放重点和金融服务产品等，增进企业与银行部门的相互了解，实现政府决策与金融政策相一致，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四）让利于民 2012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24万亿元。作为最赚钱的行业之一，我国银行业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履行社会责任的力度，在实现自身经营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实现银行利益和社会责任的统一。 一方面，突出“免”字，普惠客户。农村银行机构要坚持服务收费“四项原则”，做到合规收费、以质定价、公开透明、减费让利。要按照《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费的通知》要求，免除客户开户、销户手续费，柜台、ATM机具查询服务费及工本费等服务项目费用，降低金融消费者成本负担。 (1.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江苏常州213001；2.贵州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现代化发展研究中心， 贵州贵阳550004；3.湖南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发展研究院，湖南长沙410205） 摘要：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模型内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并考虑中国“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现实，加入“迁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三个变量，建立了内生的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释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取决于“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个变量的相对大小。由此得出促进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异地转移”；新经济地理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093-07 收稿日期：2015-06-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生性一般均衡模型及其政策应用研究”（12BJL04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长效机制研究”（11JZD0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力资本、自我发展能力与大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1BJL066）；贵州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贵州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互动研究”（黔科合LH字[2014]7272）；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协同发展的机理研究”（LQ13G030017）；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贵州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JD2013121） 作者简介：范方志（1972-），男，湖南隆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E-mail：fanfangzhi@163.com 张杰飞（1973-），男，湖南娄底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E-mail：jiefeizhang@126.com 一、引言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空间和产业两个维度，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产业维度上则表现为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农业劳动力转移在这两个维度上是同时进行的，即农业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完成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然而在中国则不同，庞大的农业人口和有限的农地，导致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城市也面临较大的失业压力，因而形成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并存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两种转移途径。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如何选择转移途径的呢？其影响因素又是什么？由于就地转移只是极少数国家特有的现象，因而未曾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则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探讨。 一些学者认为，两种转移途径都是现实的合理选择。李晓春［1］通过分析Lewis及Harris-Todaro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和背景条件，认为“离土不离乡”型劳动力转移与Lewis模型、“民工潮”型与Harris-Todaro模型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明确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双重机制。马轶群和李晓春［2］进一步认为，由于江苏的发展模式起源于乡镇企业，因此，江苏第一阶段劳动力转移途径为“离土不离乡”型就地转移，待大量就地转移劳动力聚集成新兴城市后再进入第二阶段“民工潮”型异地转移；浙江民营大多源于农村手工业，其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为“离土不离乡”型就地转移；上海城市化水平高，基本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民工潮”型异地转移。但许经勇［3］认为，强调依靠城市工业扩张来转移过剩农村劳动力的Lewis理论对应于异地转移（流向大中城市），强调依靠人力资本提高、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农村内部分工深化来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的Schultz理论则对应于就地转移（流向农村工商业和小城镇），只有坚持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且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必然会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段均和高定伦［4］认为，转移模式的选择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问题，有什么样的产业发展战略和城镇化模式，就会要求有什么样的劳动力转移模式与之相对应。 也有学者认为，就地转移应成为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曹明贵［5］认为，中国不断深化的城市经济改革造成了城市失业，大量农民工进城加剧了城市就业压力，并增加城市交通压力和引发治安问题，因而加快农村工业发展、实现农村工业化，应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途径选择。李平和侯军岐［6］分析了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的内外部原因，认为导致速度下降的因素不会长期发挥作用，并从作为农村工业化主体的乡镇企业在相对经济效益、竞争优势、不平衡性、积聚效应和自身特点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农村工业化进一步吸纳劳动力的潜力，认为应该继续关注农村工业化。李国英［7］认为，不受限制、无序的异地转移会带来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集群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穆建新［8］认为，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外向型经济严重受挫，中国必须由以出口导向、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异地就业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力转移模式，转变为以内需驱动、沿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内陆转移、就地就业为主要特征的产业转移模式。其中，有的学者认为应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以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袁铖［9］从动态视角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比学术界的测算还大，虽然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受阻，但现实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渠道仍然是就地转移，因而开展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程怀儒［10］分析中国现实情况后，认为大城市的人口容纳能力有限，实现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近”农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延长经营链条，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但也有学者认为，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主要途径还是异地转移。董文柱［11］认为，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小城镇由于缺乏第二、第三产业的支撑，吸纳能力有限。大中城市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投资环境比较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强，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较高，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应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最主要途径。 由上可见，尽管学者们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从多个视角分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但基本都只进行了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研究，同时也没有进一步深入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的具体影响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极大地简化了工业部门垄断竞争下的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分析，由此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内生地解释了劳动力的转移，对劳动力转移研究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朱希伟［12］建立了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型，并得出了可以在外围地区发展新兴制造业，从而缩小地区间差距的结论。然而，包括上述模型在内的大多数新经济地理模型都假定农业总产出与农业劳动力投入成正比，且农业中不存在失业，同时，也没有考虑日益高涨的城市成本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二、模型假设与初始均衡 1.模型假设 由于交通运输的发展，地区间可贸易品价格差别很小，而非贸易品价格与住房成本高度相关，因而学者们认为住房成本是地区间生活成本 容易证明，此时非农产品与农产品市场也实现了均衡。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业转型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不失一般性，假定相对于劳动力总量而言，最先有极少数农民（占总劳动力比例为hd）具备了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的能力和动力，可能放弃农业，从事非农产业生产。鉴于中国实际情况，我们假定农业劳动力存在两种转移途径：异地转移（进城打工）和就地转移（农村工业化）。 1. 异地转移分析（进城打工） 假定城市工人工资存在刚性，农民进城打工导致城市劳动力供给增加，但城市工人名义工资不变，那么，城市工人的名义可支配收入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方面，既有研究大多停留于定性层面，缺乏定量分析；且未考虑日益高涨的城市生活成本等重要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模型内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并考虑中国所存在的“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现实，加入“迁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三个变量，建立内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其主要结论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取决于“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个变量的相对大小，当“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大于迁移成本系数与城市成本系数之积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倾向于异地转移；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小于迁移成本系数与城市成本系数之积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倾向于就地转移。因此，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将促进异地转移、抑制就地转移；而劳动力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则会抑制异地转移、促进就地转移。 尽管就地转移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性。一是，作为其主要载体的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无序的、分散发展的道路，导致了设备落后、资源浪费、集聚程度低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二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自身发展不稳定（如高诞生率和高破产率并存）、管理不规范，导致其提供的就业岗位缺乏保障。同时，为保持竞争力，乡镇企业势必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将进一步削弱其劳动力吸纳能力。三是，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虽然退出了农业生产，但其退出不彻底，仍保留了承包的土地作为退路或生活的基本保障，这显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现代化，也不利于农民增收［17］。 同时，城市化率低、大城市人口规模偏小导致城市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已经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从长期来看，本文认为异地转移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终选择，由此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城市科技、教育与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城市集聚经济，提高城市产业技术水平。城市是国家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的主要载体。增加对城市科技、教育与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直接激发科技能力，提升人力资本，增强企业间技术溢出，降低产品运输成本，强化资金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促进城市集聚经济，提高城市产业技术水平。 第二，加快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综合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成本。户籍制度及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福利政策（包括就业、养老、医疗、失业和教育等政策）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根源。虽然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其约束作用有所下降，但由于制度惯性及部门间利益冲突，其进展相对缓慢。然而就中国经济发展大局来看，加快推进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综合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使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是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人才资源合理配置和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三，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合理抑制房价上涨，降低城市成本。加强财政、货币和税收调控力度，提高购买多套住房者和炒房者的购房成本，抑制对房地产市场的不合理需求。同时加大公租房、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增加住房市场供给。此外，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进而合理抑制房价上涨。 参考文献： ［1］李晓春.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双重机制［J］.南京社会科学， 2005， (7)：15-22. ［2］马轶群，李晓春.经济结构差异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 农村经济， 2010， (10)：99-103. ［3］许经勇.转型中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两种转移模式——从西方经济学的两种要素配置模型引起的思考［J］. 经济经纬， 2007， (4)：99-101. ［4］段均，高定伦.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调整：成因和含义［J］. 人口与发展， 2011， (1)：22-28. ［5］曹明贵.农村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J］. 农村经济， 2006， (11)：95-97. ［6］李平，侯军岐.论劳动力转移的农村工业化途径［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7， (1)：77-81. ［7］李国英.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模式［J］. 经济问题探索， 2007， (10)：22-25. ［8］穆建新.从劳动力转移到产业转移——金融危机背景下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有效途径［J］. 现代经济探讨， 2009， (11)：75-79. ［9］袁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中国农村新型工业化［J］. 农业经济问题， 2003， (4)：34-38. ［10］程怀儒.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农村工业化［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5)：108-112. ［11］董文柱.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途径的再思考［J］. 中国农村经济， 2003， (9)：65-68. ［12］朱希伟.偏好、技术与工业化［J］. 经济研究， 2004， (11)：96-106. ［13］Moulton， B.R.Interarea Indexes of the Cost of Shelter Using Hedonic Quality Adjustment Technique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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