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存；生计；生态；农业；黄土高原西部 生存、生计与生态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议题，理解生存、生计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生存是人类直接面对的一个问题，为了生存，人类选择了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于是出现了生计，生计方式的选择就是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为了生存与发展，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最终形成了生存智慧与生态知识，又运用生态知识来指导生产实践。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积淀了丰富的农业生态常识，当然还有一些生态的规律被人们忽视，甚至民众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违背了生态规律。黄土高原西部的生态环境本来脆弱，随着人口增长与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当地民众的生计方式影响了生态系统。在国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民众采取了相应的生态保护措施，生态保护实践与现代农业使黄土高原西部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变迁，当地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黄土高原是一个地理范畴，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个较大的地理区域，其介于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关中平原、华北平原之间。关于黄土高原的范畴，史念海进行过界定：“黄土高原是范围相当广大的地区。它南依秦岭，北抵阴山，西至乌鞘岭，东抵太行山，有今山西全省和陕甘两省的大部，兼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甚至还涉及青海省东部和河南省西北部一隅之地。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说法，乃是其北仅止于横山之北陕蒙两省区交界之处，不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当然也就不能止于阴山山脉之下。”就整个黄河流域而言，黄土高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地处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一直影响着整个黄河流域。黄土高原遍布着溪涧小河，如果把黄河比作流域大动脉的话，这些溪涧小河就犹如毛细血管，汇入一些较大的河流，比如湟水、洮河、祖厉河、泾河、渭河、汾河等，进而形成黄河的重要支流。进入每年的雨季，雨水冲刷着黄土高原的地表，挟带大量黄土流入黄河支流，最后汇入黄河干流，使河水颜色泛黄。黄土高原的地表黄土决定了黄河的颜色，也就是说，黄土高原赋予了黄河之名。在人类文明史上，黄土高原是人类活动比较早的区域，有很多考古遗迹证明了这一点。何炳棣指出：“我国远古文化的核心区或摇篮区是黄土高原的中南和东南部，即今日陕西渭河流域、山西汾河流域和河南的西部。”郭永平倡导人类学的黄土文明研究，黄河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土高原文明对黄河文明起到了形塑作用，在黄河文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研究黄河文明的过程中，黄土文明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长期以来，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是影响黄河治理的一大难题，黄土高原西部尤为严重，这里正好位于黄河中游地段。岑仲勉指出：“黄河挟带着大量的泥沙，结果必令河床一天一天淤高，两岸的居民就好像筑垣居水，是再没有更危险的事，所以从长期治黄着想，应该怎样消弭或处理泥沙又是最突出最严重的问题。”黄土高原西部丘陵地带，坡地的地表土质疏松。从坡地上冲刷下来的黄土进入河谷地带之后，一部分附着于河谷地表，一部分淤积在河床，使河床不断抬升，这就是黄土高原西部河谷地带适宜农业生产的主要原因。携带黄土的黄河干支流进入下游平原之后，在灌溉过程中黄土进入农地，增加了土地的肥力。一方面，黄河水道中的大量黄土沉积于下游河床，使河床不断上升，以致在下游出现“黄泛区”。历史上黄河下游的水灾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华北平原部分地区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治理黄河也成了不同时期国家和地方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另一方面，地处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促进了下游平原地区的农业发展。黄土高原丘陵地带的农民精心耕耘着自己开发的土地，为坡地的土壤改良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他们好不容易在黄土表层培育了一层适于农作物生长，具有营养价值的“肥土”，不料在每年雨季被雨水冲刷到坡下，严重影响了黄土高原西部丘陵地带的农业生产。部分黄土进入黄河之中，对黄河下游民众的安全形成威胁。因此，就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而言，黄土高原是一个重点区域，尤其是黄土高原西部地区。 一、生存理性驱使的移民开发与环境变迁 在黄土高原的东部是华北平原，南面是关中平原。平原地区的自然条件好，人口密集度高，历史上在当地兴起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是北方农业社会的经济、文化核心区域。在平原地区出现了大量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市镇和村落，其中一些市镇充当了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商业贸易过程中，新的文化事项首先进入平原地区的大城市和重要市镇，然后在此基础上不断向周边的村落扩散和传播。在平原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们既是平原地区的人口密集地区，也是北方的重要文化基地。从明清时期开始，华北平原和关中地区的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加之土地集中进程的加快，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越发呈现紧张的局势。平原人口密集区一旦进入社会发展的“非常时期”，比如出现自然灾害、社会战争以及由此造成的个体家庭变故，这都会引发部分群体或者个体的生存问题。面对社会困境与生存危机，部分民众做出离开自己故土的选择，他们开始充当流民。在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这些流民难以找到自己的生存之地，他们只能选择走向条件较差的平原边缘——黄土高原。明清以来北方地区移民社会的基本流向为西向、北向或者西北向、东北向，其中黄土高原是一个重要的流出地。安介生在山西移民史研究过程中指出，光绪四年（1878年）发生的“丁戊奇荒”使山西人口锐减，山西官府实行垦荒政策，招徕大量“客民”进入黄土高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其中有些是官府组织的，有些是民众自发进行的，这自然改变了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尽管黄土高原的耕作条件并非理想，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周边地区的民众来说还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土地是民众赖以生存的基础，黄土高原具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在生存理性的主导下，周边平原地区的很多无地或少地民众来到黄土高原从事农业生产。 历史上的关中平原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人口聚居区，这里地势平坦，有很好的水利灌溉设施，具备适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由于关中地区曾经是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的过度增长也为关中平原的人-地关系带来一定的影响，使历史上的人-地关系出现了周期性的平衡与失衡。饥荒既是社会灾难，又是改变区域生态的动力，饥民为了生存往往逃出自己的居住地，进入周边地区。战争也是影响人口与生态的重要因素，因为战争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流动。“丁戊奇荒”波及山西、河南、陕西等省，关中地区肯定不会幸免。从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的战乱对关中地区的人口产生了重创，导致部分民众进入六盘山附近的地区，即当下甘肃省平凉市的东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西（吉）海（原）固（原）一带。面对自然和社会灾害，在关中地区出现了一股移民潮，他们为了寻求生路逃出自己的居住地。这些来自关中平原的移民，大量进入黄土高原的丘陵地带。关中地区的民众在向外流动过程中，黄土高原西部是一个重要的流向区域。这些移民首先进入黄土高原西部的河谷地带，后来河谷地带人口密集，难以容纳大量的外来人口。于是后来的移民只能进驻丘陵地带，在丘陵的坡地上开发土地，从事农业生产。 侯仁之指出：“我们如果以突起在黄土高原上的吕梁山和六盘山为界，自东向西可以分作山西高原、陕北高原和陇中高原。”这既是黄土高原的三个基本地理单元，即黄土高原的东部、中部、西部，也与行政区域划分密切关联。李学会对黄土高原板块的划分与前面基本一致，并指出陇西盆地（陇中高原）的黄河水系主要有黄河干流以及大夏河、洮河、湟水、祖厉河、清水河、渭河等重要支流。黄土高原西部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中部地区，当然还包括青海省东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部分地区。1928年，宁夏和青海设省，从原甘肃省划分出去。因此，黄土高原西部在地理上称为陇中高原或陇西盆地。黄土高原西部属于丘陵地带，在河谷地带形成了一些面积大小不等的平地。一般情况下，河谷地带的海拔相对低，有比较好的耕作条件，有些地方用水灌溉，居民饮水相对方便，适于人类生存。根据路伟东的统计，清朝后期甘肃省秦安县的县城人口规模仅次于甘肃省城兰州。秦安县城位于渭河流域的河谷地带，与其相邻的秦州（今天水市秦州区和麦积区）的平原面积稍大一些，离关中地区更近。秦州的耕作条件也更好，人口稠密，当时对于外来人口的容纳空间极为有限。从关中地区西北方向走出的移民，只能沿着渭河流域的河谷地带向黄土高原西部丘陵前行，首先来到甘肃省的秦安县，然后走向通渭县、甘谷县、武山县、陇西县等地，甚至进入洮岷走廊和河湟走廊。笔者在通渭县马营镇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在当地曾经有影响的望族——魏姓家族的家谱中记载，魏氏家族来自陕西省富平县。此外，还有一个方向是沿着泾河流域的河谷地带进入六盘山附近和宁夏南部的丘陵地带。在1928—1930年期间，我国北方地区由旱灾引发了大饥荒，其中1929年陕西大饥荒的影响之大，死亡人数之多是有史以来少有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民国十八年（1929年）大饥荒”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影响了黄土高原的生态，“民国十八年”在黄土高原西部形成了种集体记忆。在这次大饥荒中，由于粮食极度紧缺，在黄土高原西部很多地方兴起了一股以土地换粮食的风潮，由于当时的粮价过高，自然形成了不平等交换。灾荒结束之后大量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和富户手里，大部分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在此之前，甘肃省会宁县南部山区有大片草原，周边农区村落的民众在此放牧。灾荒之后，因失去土地而急于寻求生存资源的民众发现了这一地带，于是甘肃庄浪县、秦安县、通渭县等地的失地农民向会宁县南部山区进行大量移民，开荒种地，从事农业生产。在这一波移民浪潮中，大量的草原被开发成农地，这自然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最早进入会宁县南部山区的一波移民占有地势比较低，坡度相对缓和的土地。随着移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后来者占有的土地质量逐渐下降，聚落地势也明显上升。黄土高原西部的一些地区本来不适宜从事农业生产，地处六盘山以西的华家岭山脉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800米以上，明清时期是官方的牧马场，在山麓的安定监（今通渭县马营镇）设有“马政”机构苑马寺。《静宁州志》记载：“康熙三年裁前明苑马寺之安定监，凡六营并置静宁。”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大量移民的出现，黄土高原西部的一些区域从牧场转变为农地，相应地，当地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移民社会不仅改变了黄土高原西部的生态环境，还严重影响了黄河下游地区。正如杜娟在分析人口对黄土高原生态的影响时指出：“历史上黄土高原的开垦弃垦、乱砍滥伐已致使这里千沟万壑的地形地貌更加支离破碎。近代以来的人口激增，社会动荡，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过程使水土流失加剧，严重危害黄河中下游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当大量移民不断进入黄土高原西部的丘陵地带时，在生存理性的驱使下，他们会从自然界获取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自然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像黄土高原西部这样的脆弱环境，人-地之间的关系一旦失衡，将会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黄土高原的人们长期以来都是以农业为本，因而在相同条件下人口密度可以反映人类对水土流失的影响程度。在相同条件下，人口密度越大，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就越大”。在大多数情况下，移民以自己原有的社会网络为基础，主要包括亲属和朋友网络，招引更多的移民进入新的区域。在大量移民进入之前，黄土高原西部丘陵地带本为植被覆盖区。移民进入之后，丘陵地带的大量荒地变成了农田。随着移民区域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聚落规模的扩大，大量荒坡地变成农地。在此过程中，原有的草地植被系统遭到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王晗指出：“开荒扩种和植被破坏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开荒面积的增加与人口增长趋势有共轭性。开荒的地形部位和区域分异随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由此发现，大规模的移民开荒种地，其实就是改变当地生态环境的过程。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当地的土地开发面积也就相应地扩大。大面积的草原变成耕地之后，原有的草地植被遭到破坏，坡地上的地表黄土在雨季被流水冲走，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 二、传统生计方式与水土流失 黄土高原西部大部分属于典型的农耕地带，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农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丘陵是黄土高原西部的主要地形，耕地大部分为坡地。黄土高原西部的雨季没有明确的时间，不同年份的延续时间也有所不同。在雨季来临之后，黄土高原西部坡地地表的大量黄土被雨水冲走，严重影响了耕地的肥力。黄土高原西部本来长期干旱少雨，与平地相比较，坡地又不保墒，土壤水分容易蒸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贫瘠的黄土地。土壤的质量决定着耕地的产量，进而影响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由于黄土高原西部土地的贫瘠，大部分区域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小，但粮食产量普遍不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当地民众的生存，“陇中贫瘠甲天下”就是黄土高原西部真实的历史写照。 虽然黄土高原西部的山地贫瘠，但当地民众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还是精耕细作，严格按照农业生产的程序进行。在夏秋季节，每当农作物收割完毕，马上就开始犁地。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遇到大雨，犁得松软的土壤就被冲下坡地。休耕是黄土高原西部的一种耕作方式，当年选择一块耕地，不再进行农作物种植，一年之内要进行2—3次深耕，当地人称为“圃地”。这些犁得松软的耕地，大量的地表土壤在雨季自然会被冲走。在农作物种植方面，黄土高原西部的坡地与河谷地带的平地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在河谷地带的平地上，因为土地的肥力既好又保墒，农作物的种植密度大。而坡地正好相反，农作物植株之间的距离要大一些，由此坡地农作物固定土壤的能力较弱。在黄土高原西部的丘陵地带，部分丘陵的海拔比较高，坡度大、风力也强，不适于从事农业生产，在部分丘陵顶部出现了一些荒地。由于山顶荒地的植被长势比较好，有效防止了这一地区的水土流失。然而，过去在当地的农业生产过程中，为了给农地施肥，便在这些荒地上出现了“烧生灰”现象。人们用铁锹挖起荒地地表的植被，晒干之后垒起来，再用柴火烧烤一段时间，挖出的地表植被就被烧成“生灰”，然后作为肥料运送到附近的农地里。在黄土高原西部传统社会的农业活动中，高海拔丘陵地带的“烧生灰”活动是当地民众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严重破坏了地表植被，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 虽然黄土高原西部以农耕为主，但畜牧也是一种生计方式，是农耕生产的重要补充。耕畜是开展农业活动的前提和保证，人们通常把耕畜称为“农本”，意味着耕畜在农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在传统社会，黄土高原西部每个家庭的耕畜数量为1-2头，主要有毛驴、黄牛、骡子、马等。到了每年的夏季，放牧牲口与割草是农民的一项重要活动。为了让耕畜能够吃上青草而上膘，以便在秋收之后进行犁地，农民非常注重耕畜的放养。黄土高原西部的牲口放牧形式与草原地区完全不同，由于放牧空间有限，主要在田间地埂和路边放养牲口，有时候也会在小块的荒地上放牧。在耕畜放牧过程中，每人负责1-2头耕畜，从每年的夏季一直延续到秋季。一般情况下，一块耕地的农作物收割之后要立即犁地，犁地活动在上午进行，犁地结束之后要给耕畜喂上青草。由此，在传统社会很多放牧耕畜的民众还有割草的任务。黄土高原西部的夏、秋两季是雨季，原本不在农作物种植区域的植被，起到固定地表土壤的作用，但放牧耕畜和割草活动影响了这些区域的植被，进而造成了水土流失。正如杨庭硕、吕永锋指出：“固定农田耕作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农作物的增产，在无意中却忽略了当地水土资源的另一种利用可能——牲畜的饲养，从而导致了地表覆盖率的下降。”黄土高原西部丘陵地带出现了一些砂质（石质）的山坡，这些坡地无法耕种，砂质（石质）的地表有一定的硬度，实现了水土保持。在传统农业社会，山羊和绵羊是黄土高原西部放牧的家畜，陡峭的砂质（石质）荒坡成了放牧山羊和绵羊的草场，这自然影响了当地的植被，特别是山羊对于草场的破坏更为严重。 柴薪作为传统社会的主要燃料，主要用于厨炊和烧炕。黄土高原西部农作物的秸秆是主要的柴薪类型，但农作物的秸秆又是耕畜的基本饲草，在保证耕畜饲草的前提下，作为燃料的柴薪不太充足。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农民所需要的部分柴薪还需要从自然界获取，用自然界的部分野生植物充当柴薪。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有很多无地或失地农民，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柴薪全部来自山野。在燃料资源稀缺的年代，拾柴是黄土高原西部民众的日常劳动。当地民众夏季割青草，甚至把一些植物连根拔除，晒干之后作为燃料；冬季在生长植被的荒地、地埂、路边等区域，农民用耙子把植被的枯叶收拾在一起背回家中，用于日常炊饮的燃料。在春季的拾柴过程中，农民把地表的草皮挖起来，然后把草根和土壤进行分离，把草根晒干之后当作燃料使用。这种拾柴的方式对植被的破坏和水土流失的严重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土炕是黄土高原西部农村的主要取暖设施，填炕的燃料也经常处于不足状态，冬季的“铲填炕”也是当地民众的一项劳动，他们把荒地、地埂、路边等区域的植被连根用铁锹铲出来，地表的一层营养土连同植被的根和叶晒干之后就成为填炕的燃料。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县城与市镇的部分民众不进行农业生产，他们做饭和填炕的燃料主要来源于周边农业生产区的民众。于是有些农民把从自然界获取的柴薪或者填炕的燃料卖给附近的市民，以便维持生活。犹如在林木资源丰富地区的樵夫，拾柴火和“铲填炕”也就成为部分民众的一种生计方式。日本学者相原佳子在研究东南地区的山野资源利用时指出：“山野不仅为附近的居民提供生活资源，还可以成为外来人进入并赚钱的地方，更是穷人靠‘樵采度日’等方式生活的地方。站在外来人和穷人的立场来说，山野具有一种提供保护伞的功能。” 在黄土高原西部的传统社会，从自然界获取当地老百姓所需要的燃料是一种常态化的生产劳动，而此举对于植被的破坏以及水土流失的影响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的。 采集与狩猎在人类社会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即便进入20世纪之后，采集与狩猎还在部分山地区域广泛流行。黄土高原西部地形多样，丘陵地区的农地面积远远大于荒地。在荒地、地埂、路边等区域生长的一些野生植物具有药用价值，属于中药材，主要有白刺、柴胡、青艽、冬花、大黄等。这些作为药材的植物能为民众带来经济效益，在当地也出现了收购药材的市场。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黄土高原西部出现了采挖药材的群体，对大量药用植物的采挖严重破坏了植被，相应地造成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历史上的狩猎也是黄土高原西部的一项重要活动，在食物匮乏的年代，猎物是人们食物的重要补充，同时也是猎人群体的主要经济收入。过去每当进入冬季，狩猎活动便开始流行。黄土高原西部的猎手可以分为业余猎手与专职猎手两种类型，专职猎手具有一定的狩猎经验和较高的狩猎水平。对于专职猎手来说，当地的猎物主要有野鸡、野兔、狐狸、狼等。历史上狐狸皮作为皮衣制作的原料，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当地认为“三九天”的狐狸皮最好，经常在寒冷的冬天出动狩猎狐狸。每年冬天的狩猎活动使数量不少的野生动物消失，狩猎导致的动物种群和数量变化势必会影响当地的生态系统。 生态环境决定当地民众的生计方式，生计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生态环境。黄土高原西部丘陵地带的坡地，气候干旱，农民无法开展集约农业，农作物的产量普遍低。正如史念海指出：“黄土高原上的广种薄收、粗放经营是有深远历史渊源的。”土地是农民维持生计的基础，尽管黄土高原西部的农地质量不是太高，但当地民众还是尽力耕作，努力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当地民众的深耕和休耕、特殊肥料制作（烧生灰）等都是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以便更好地生存。对于传统社会的民众来说，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计方式有什么问题，更不会认为他们的农业生产及其相关活动影响了生态。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也是农民财富的标志。长期以来，农民非常注重土地的积累，为了增加土地的面积尽力开垦荒地。在传统土地观念的支配下，黄土高原西部丘陵地带的大部分地区被开发成农地。过去黄土高原的生产生活资料一直处于匮乏状态，当地民众不断从自然界获取自己所需要的食物与燃料。黄土高原西部的动植物成了民众的生产生活资料，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生物种群出现了一个不断退化的过程。植被是黄土高原维持生态平衡最为重要的因素，起到固定地表土壤的作用。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对植被的破坏导致了黄土高原西部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当地和黄河下游的生态环境。 三、现代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实践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土地开发的能力也在不断加强。20世纪50年代之后，为了提高黄土高原民众的生活水平，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国家农业开发政策的主导下，黄土高原西部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与此同时，在国家层面已经制定和出台相关的生态保护政策，不断加强生态保护实践，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工程。20世纪50—70年代，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集体化的特征，这为大规模从事农业开发与农田水利建设创造了条件。1956年邓子恢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们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只能在现有土地上采取各种增产措施来扩大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在可能条件下尽可能开垦一些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这就是当前我们农业增产的基本方向。”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农业开发能力的提高和集体化的便利，在黄土高原西部组织民众进行了一定规模的荒地开垦。然而，集体化时期的农业开发与生态保护是同步进行的。在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背景下，黄土高原西部的梯田建设是重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初具规模的梯田对于黄土高原的生态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国家组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以来，在耕作条件不好的坡地上种树种草，固定植被，实现了水土保持。21世纪以来，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推广，绝大部分的坡地基本梯田化，黄土高原西部的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 从1950年代开始的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到现在已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这一工程在国家政策的主导下进行，梯田建设是黄土高原农田水利建设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总面积64万km2，其中水土流失面积45.4km2，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同时也是我国率先开展大规模水土流失治理活动的地区，多年来，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取得显著的成效”。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一些失地或无地农民在黄土高原西部较陡的山坡上开发了一些小块农地，就是梯田的雏形。20世纪50—70年代，黄土高原的梯田建设是农业生产队的一项重要任务。集体化时期的梯田建设主要在冬季进行，秋收结束之后，由农业生产队组织分流农民，中老年人留在村里打场，年轻人上地修建梯田。梯田建设以农业生产队为单位进行，每个生产队都有梯田建设点，每年在各自的点上进行梯田建设，集体化时代黄土高原西部的梯田修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世纪80、90年代，黄土高原西部的梯田建设仍然在有组织地进行，但修建规模与之前无法相比。进入21世纪之后，推土机、挖掘机等大型农业机械开始广泛用于农业开发，黄土高原西部兴起了新一轮的梯田建设，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几乎所有的坡地变成了梯田。罗兴佐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农田水利政策经历了农业生产取向、农民负担取向、市场化与自治化取向、粮食安全取向等几个阶段的变迁。梯田作为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有着不同的实践形式。梯田建设既实现了黄土高原西部的生态保护，又部分地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工程。郝平在分析黄土高原东部山西省柳林县的梯田建设时指出：“梯田作为‘高产农田’，在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与粮食生产间的良性循环，成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重要的水土保持实践方式。”梯田不仅加强了水土保持，还实现了粮食高产，梯田的这些效应同样在黄土高原西部有所呈现。在当下看来，梯田已经成为黄土高原西部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1999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黄土高原西部是最早实施这项工程的地区之一。由于黄土高原西部的一些山地坡度较陡，农作物产量本身就低，有些农民早就放弃这些坡地的耕作，使其成为荒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农民在黄土高原西部丘陵地带坡地的耕作上花费了一番功夫，经过长时间的耕作发现，山顶坡地农作物的长势不好，植被固定土壤的能力弱，水土流失严重。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过程中，政府组织民众在海拔相对高、坡度陡、不太适宜耕作的丘陵顶部种树种草，为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发放足额补贴。对于农民来说，他们获得的补贴高于种植粮食获得的经济效益，而且还不需要在这些土地上付出劳动，这当然是他们乐意接受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既是一项惠民工程，也是一项重大的生态保护工程。通过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黄土高原西部丘陵顶部坡地的植被逐渐茂密，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当然，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有效实施，还与当地农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有很大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黄土高原西部的农民有经济条件购买自己需要的燃料（比如煤炭等），甚至有些家庭开始使用燃气灶。随着现代化农业器械的推广和普及，原先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的耕畜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不为自家日常生活所用的燃料和家畜饲料而操心，也就不再去拾柴或者割草，田间地埂的植被长势比以前有了明显的好转，黄土高原西部的丘陵地带的防护林和草山得到较好的保护。在农产品市场化的过程中，农民开展产业结构调整，黄土高原西部的农民开始在自家的农地上种植经济林，比如甘肃省秦安县的桃树林、静宁县的苹果树林，很多地方还在农地上种植苗木，以便更好地实现农地的经济效益。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实现了水土保持，也是一种变相的生态保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涌进城市，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土地撂荒现象，对于粮食安全来说，这虽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暂时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尽管以上活动只是当地民众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属于生态实践活动。黄土高原西部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这就势必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如果在政府层面出台生态保护政策，民众也不在乎对生态有益还是有害，他们只是对经济理性的追逐而已。 在历史上民众没有明确的生态保护意识，生态保护措施也难以落实。李荣华指出，清朝政府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为了确保运河安全，重点关注黄河下游。民国时期黄土高原部分地区出现了生态保护实践活动，但成效并不显著。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国家层面组织开展黄土高原的生态保护，大规模进行植树造林和农田水利建设，在生态保护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当下看来，地处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对于黄河下游平原地区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历史上黄河下游的洪水泛滥与水患灾害的发生都与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有着必然的关联，尤其是黄土高原西部地区。就像葛剑雄指出：“黄河中游每年要流失那么多的泥沙，黄土高原的面貌必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下游河道和洪水流经的地区又要淤积那么多的泥沙，不仅下游的干流河道成为悬河，还使华北平原上曾经泛滥到的地区面目全非。”这就意味着治理黄河下游的水患就必须重视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做好黄土高原的生态保护。 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黄土高原西部的农业开发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一方面，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影响了当地的生态，对当地植被形成了一定的破坏；另一方面，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有了明确的生态保护意识，不断加强生态保护实践。不同时期国家出台了相关生态保护政策并在黄土高原西部大力推广，对黄土高原西部的生态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黄土高原西部的生态保护实践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由国家力量推动和各级地方政府组织的，广大民众集体参与的，长时段的一项生态保护工程。现代农业生产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方式，同时影响了生态环境。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农村现代化随之发生，这就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生计与生活方式。现代农业生产告别了传统的农耕方式，在实现农业生产转型的过程中改变了生态环境，比如黄土高原西部大面积的地膜种植虽然带来了新的环境污染，但在防止水土流失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现代农业也改变了传统社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不再无限制地从土地上获取自己的生存资源，实际上变相地改善了生态环境。黄土高原西部最大的生态问题是水土流失，最好的生态实践就是开展水土保持。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生态保护实践还是当地民众的自主选择，在当代实现了最大限度的生态保护实践。 四、结论与讨论 生态就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呈现，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了生存资源，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人类在不断地改造自然，自然也长期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由于生存的需要，人类社会的生计方式与自然环境要发生关联。人类通过特定的生计方式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源，这又势必影响生态环境。由此，生存、生计与生态是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紧密关联的话题。历史上平原地区的民众为生存所迫来到黄土高原开展农业生产活动，随着黄土高原河谷地带人口的剧增，外来移民进入丘陵地带开发农地并形成聚落。黄土高原坡地的开发意味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黄土高原西部地区传统社会的生计方式长期影响着生态，在农业生产及获取燃料和饲料过程中破坏了植被，农业及其相关活动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传统社会的民众也没有明确的生态意识，他们把生存放在首位，生计就是维持生存的基本方式，他们的生计自然要以影响生态为代价。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类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出现了生态观念和生态意识。于是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组织下开展生态保护实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主导和民众集体参与的生态保护实践与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性互惠。这不仅为黄土高原西部的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也为黄河下游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尽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