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华裔，来源：新华裔 中央提出“三次分配”，强调“共同富裕”，要求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这个时候，网上流传着国家统计局有关收入划分标准： （1）低收入群体是指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群体 （2）中等收入群体是指月收入在2000元到5000元 （3）较高收入群体是指月收入在5000元到10000元 （4）最高收入群体是指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 引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 于是就认定这里所指“中等收入群体”为中产阶级，把后两组所列视为“高收入人群”，作为政策调整的对象。 必须指出的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方法及其收入人群划分不科学、不细致，容易引发公众误读。 不得不说，国家统计局有关收入人群划分很有些形而上学，分类太简单、粗糙，采用的是落后于时代的平均分析法。 这一方法按比例抽取一定数目的样本家庭，作为全国居民收入的代表，把样本人群分为五等分，按照20%的比例平均分配到最低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和最高收入的人群。 这是一种不动脑筋的“傻子”方法，好比傻瓜手机照相，人人都会。 国家统计局每年编辑的《中国统计年鉴》都是这样分类，几十年没有任何变化与革新。 这种统计数据及分类就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样，掩盖了很多问题。 首先，误导公众把月收入2000元至5000元的所谓“中等收入群体”当作中产阶级。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低收入人群。按照国家统计局分类，低收入+中间偏低家庭占比40%，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说明，对应人口6.1亿人口。 实际上，（人均）月收入2000元，在中国能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知道。这个群体应该属于低收入人群。 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元以下收入人群（前三个层级之和）占比60%，超过8亿人口。 另一个是中产阶级概念。尽管有关中产阶级的标准说法不一，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性说法，但就国际上一般概念，结合中国实际，月收入5000元才是中产阶级起点，或者说是中产阶级的最低标准，算作是中低收入阶层。 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内地）中产家庭数量已达3320万户，按三口之家计算，约为1亿中产阶级。 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均GDP和购买力给出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50万人民币之间的标准，中产阶级规模也就是1亿人口左右，只占总人口的7%。 这与瑞士信贷2015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相吻合，该报告显示，中国拥有1.09亿的中产阶级。 第二，误导公众把月收入5000元至10000元和1万元以上的人群视为“高收入人群”。 实际上，按照国际一般标准，国家统计局分类所列的“高收入人群”和“最高收入人群”仍然属于中产阶级，而且只是中产阶级的中等水平。 在欧美，中产阶级的上限一般为年收入40万元美元，即月收入3万美元以上。美国2020年统计数据显示，这个收入群体在美国占了总人口的25%。 在美国40万美元至120万美元属于高收入人群，超过21万美元部分，个人所得税高达35%。 实际上，月收入5000至3000万都属于打工阶层。据笔者了解，向华为这样的科技公司，一般技术人员月工资起点就是2万。 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这些打工阶层倒成为国家“清理规范”和收入调节的主要对象！ 这是打击一大片了！ 第三，国家统计局收入分类掩盖了企业高管的巨额收入。 举几组数据： 腾讯总裁刘炽平年薪31347万元，腾讯12名高管年薪总额18.86亿港元，按当前汇率为157764万元人民币，人均13147万元； 微信CEO张小龙年薪超过3亿，联想CEO杨庆元年薪11896万元，恒大地产CEO夏海钧薪7254万元，中国旺旺CEO蔡衍明年薪4135万元，马化腾年薪3884万元，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年薪1500万； 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年薪1204万元，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年薪1090万元，中国平安首席投资执行官陈德贤年薪1286万元，中国平安常务副总经理李源祥年薪1003万元； 万科郁亮966万元，平安银行孙秋艳877万元，华远地产邵平835万元，方正证券何其聪688万元，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684万元； 王石曾在一个节目中坦言，他的退休工资超过千万；董明珠自曝年薪500万 …… 上面列举的30人年薪总额257，913万元，按照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7540元计算，相当于近10万中位数居民可支配收入。 30人年总收入相当于近10万居民收入，对比不要太吓人！ 进一步说，截止2020年7月1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3895家，想想有多少富豪、企业高管，他们的收入合计应该是个天文数字，相当于多少工薪族收入？恐怕也是个天文数字吧！ 这些才是中国真正高收入人群，这才应该是国家“清理规范”和“合理调节”的主要对象。 而这些在国家统计局的收入统计分类里是看不到的！ 第四，国家统计数据隐匿了高净值人群或富豪的财富及其收益。 富人乃至富豪的标准是什么？ 以美国2020年数据统计及分类为例，1%的人群财产超过1100万美金，这就是富人的起点。其中1700万美元的占0.5%，4300万美元以上的占0.01%。这0.01%就是超级富豪。 我们平时所说1%的富人就是这群人。 据《2017中国高净值人群数据分析报告》标准划分，高净值人群是指可投资资产达到1000万人民币的人士。 这是按照国际一般标准划分的，这个人群就是中国的富豪。 《2020中国私人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个人高净值人群规模达197万人，预计到2020年底会突破220万人。其中超高净值人群（定义为可投资资产1亿元人民币以上）规模约17万人。 招商银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从财富规模看，2018年，中国高净值人群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080万元人民币，与2014年-2016年基本持平。他们共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年均复合增速为12%，可见这个人群的财富收入相当可观。 《福布斯》今年4月公布第35期全球亿万富豪榜，2755名亿万富豪登上榜单。值得关注的是，来自中国内地亿万富豪的数量一举跃升至626位，今年榜单的新面孔超过40%来自中国内地，首次在富豪人数方面超过美国。 作为发展中的国家，这是极不正常的。 这部分富豪才真正属于中央提出的“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的范围。 这是解决贫富悬殊的重点之一——另一个重点是提升8亿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国家统计局是时候改革统计制度，真实、明确、细分各阶层收入，给国家“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和“合理调节”高收入提供科学依据。否则可能会误导公众、误导国家政策走向。 “共同富裕”这场硬仗，不能忽略他们的角色 作者 | 陈歌，原创出品 | 思想潮 1、有人误读“共同富裕”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会议提出推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俨然成了一门显学。有一种常见的歪解是，过去是允许“先富”，现在要让“先富”通过“三次分配”捐钱来帮“后富”了。甚至有一个段子说，如果“先富”不愿意带“后富”怎么办？“那就让他们愿意”。有互联网大厂以500亿元，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也被这些人贴上了 “保护费”的标签。这些导向“劫富济贫”的极端化言论，无疑是对决策层意图的误读。好在今天上午，中央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一锤定音”：共同富裕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要靠共同奋斗，要继续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情办好，不搞“杀富济贫”。 在谈到最受关注的“三次分配”问题时，他说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适当激励，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定位很清晰。“三次分配”是自愿的，而非强制的。在改善分配结构时，三次分配起的是“补充作用”，一二次分配仍然是决定性的。 2、在发展中促进“富裕” 决策层提“共同富裕”，语境是非常清晰而明确的。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也就是说，“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是一体两面，没有“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也就是说，要实现“共同富裕”，首先是要“做大蛋糕”。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人均GDP只有10000美元出头的国家，到2035年，经济总量和人均GDP都要较2020年再翻一番。如果不能实现经济总量的翻番，不能做大中国经济的蛋糕，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搞共同富裕，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自然要坚持市场经济的基本导向。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够更清楚地理解，企业应该在“共同富裕”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企业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它首先是“一次分配”的主体。任何企业，都应该首先办好自己的事。企业经营好了，为员工创造就业和更好的生活条件，给股东提供更多的收益，也能够正面带动社会的其他行业，这就是为“共同富裕”添砖加瓦。同时，企业经营好了，才可能有更多的纳税，才能在“二次分配”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至于公益慈善，有余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自然不应该吝啬。但是“三次分配”毕竟是“补充作用”，不能被少数人“带节奏”，“逼捐”并不会因此变得道德，企业能赚到钱，同时也能帮更多人赚到钱，这才是商业社会良性循环的健康生态。 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社会学家孙立平就提出四点看法：“第一，企业要努力创造财富，为建设一个共同繁荣和富裕的社会提供物质财富。蛋糕不做大，哪来的共同富裕？第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只有充分就业，共同富裕才有可能。第三，形成均衡和谐的劳资关系，确实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包括股权的激励）。第四，在自愿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参与社会的慈善与公益事业。”笔者认为，孙立平的这个看法是比较公允的。要谈发展，就不得不谈到互联网这个行业。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它不仅是中国发展最快的行业，也和社会经济产生了广泛的联系。近一段时期以来，骂互联网大厂的声音很多，说他们是垄断者、割韭菜。决策层一提“共同富裕”，就有人觉得要拿互联网大厂开刀。某种程度上，这些人其实是商业世界的文盲。互联网行业是个比较新兴的行业，如何开展互联网监管，也是全球性的难题。这个行业当然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这个行业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绝对是正面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中国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最大底气。过去几十年来，铁路、公路、水路、通信，让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形成了超过10亿人口规模的统一国内市场。互联网的应用，尤其是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平台经济模式，极大程度地激活了内需，创造了海量的就业机会。根据阿里巴巴的数字，天猫卖家超过27万，旺铺淘宝卖家超过66万，淘宝上的中小卖家更以数百万计。无数普通人，就是靠这样一个个店铺，解决了“菜米油盐酱醋茶”的生计问题，有些人天资聪颖、能把握机会的，甚至在电商平台上赚大钱、发大财，还养活一批人。45岁的姜爱花，原本只是宿迁市沭阳县的一名普通妇女。因为她懂盆栽、又有出众的口才，于是，她进驻淘宝，并开通直播间，高峰时会有近5000人同时在线。半年时间，姜爱花就能卖出300万元的盆栽，她也成了当地“网卖盆景第一人”。 姜爱花在进行直播卖货 你可能想不到，200万人口的沭阳县，目前就拥有超过4万余家花木类网店，电商产业带动从业人员25万人。如果没有淘宝天猫这样的平台，姜爱花发财致富可能要难上很多。而沭阳县的GDP10年内翻4倍这样的奇迹，恐怕也很难发生。就业是民生之本，没有充分就业，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穷的地方之所以穷，就在于缺少就业机会。而那些最富裕的地区，一定是就业机会最多的地方。近年来，人口涌向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发达地区，其实就是因为那里的就业机会更多。一直有一种杂音，把互联网视为“虚拟经济”，把它和“实体经济”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明显是偏颇的。许多人在淘宝天猫上创业，在阿里巴巴、1688这样的平台上做贸易，都表明，基于互联网形成的平台，和实体经济的结合非常紧密。无论是中小商家，还是产业带工厂，都能够借由互联网平台，实现更高效的经营和更快速的增长。要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这其实也是新的时代机遇，谁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谁就能够给“共同富裕”作出最大的贡献。 3、机会平等，才是最大的平等 当我们谈论“共同富裕”时，其实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该过上香车宝马的富裕生活，毋宁说，一个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人人都有机会发财的社会。决策层也讲得很明白：共同富裕，就要畅通向上流通通道。一个人不会因为出生在农村，就彻底输在了起跑线上，也不会因为降落在无权无势的底层家庭，从此丧失了改变阶层的跳板。机会平等，才是最大的公平。现在的中国社会，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阶层固化，最亟需的，恰恰就是平等的机会。 严控房价、整顿教育、农村扶贫……一系列的新政背后，都隐藏着促进阶层流动、改善机会平等的良苦用心。在这个时候，一家顺应大势的好公司，必然要为弱势群体提供向上流通的机会。某种程度，这就是最大的“慈善”，它所激发的人的潜能，所产生的“复利”效应，绝不是一两次大手笔捐赠能比拟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即使身为草根，只要努力也能翻身，这种开放的流动机制，这才是一个社会的源头活水。互联网具有天然的草根性。淘宝天猫这样的平台，大大缩小了小商家和大企业的差距，为普通创业者提供了上升空间。道理并不复杂。在传统商业体系下，一家企业如果想把自己的货卖到全国各地，就必须斥巨资建设覆盖全国的经销商网络，如果找不到经销商、代理商，货是根本卖不出去的。所以，当时的大企业和大品牌，某种程度上是“赢家通吃”的。有了互联网之后，这种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小商家无需建立庞大的线下网络，同样可以被全国的消费者看到。互联网汇聚全国海量需求的长尾效应，更让很多小众创业者找到了机会，一个县可能只有几个人喜欢某种商品，这个商品肯定进不了线下，但全国将近3000个县，每个县有几个人喜欢这款货，它在全国的总需求就可以达到上万件。这样的低门槛和高效率，让很多原本不可能创业的人，也勇敢地投身创业大潮。给你讲讲武汉女企业家向京艳的故事。2001年之前，向京艳在外地的加油站工作，月收入不足一千元。两个孩子出生后，向京艳不得不当起全职妈妈，拮据度日。一次偶然机会，向京艳跟朋友学习，囤下一批衣服，然后开始经营网店，没想到，单子越来越多，向京艳因此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后来，向京艳又在老家黄陂区王家河镇开设了“妈妈工厂”，让外出打工的妈妈们，回家工作，也方便照顾孩子。目前，“妈妈工厂”的年产值超过3000万元，大部分订单来自阿里内贸1688平台，其中10%是发往海外。这样的营业额，可能是同行业里传统服装店的100倍。 向京艳创办的“妈妈工厂” 共同富裕的路径，就是要“先富”带“后富”。阿里这样的平台上，诞生了向京艳这样的“先富者”，她又通过“妈妈工厂”带动了更多人。“妈妈工厂”提供的不仅是就业机会，更让很多孩子避免了“留守儿童”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帮助了那些家庭实现物质上的富裕，也让孩子们得到了精神上的富裕。美国《财富》杂志曾列了改变世界的52家企业，阿里因“弥补中国城乡数字鸿沟”而上榜。人生而平等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这个加速数字化的时代，区域差距、收入差距，必然会给人带来隐形而强大的数字枷锁。输在起跑线上，往往是因为不能充分享受数字化的时代红利。共同富裕，意味着要补上“贫困人群”的那块短板。我国6亿人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2.5亿人月收入不足500元，他们是最需要阳光普照的“沉默的大多数”。应该看到，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模式，对于帮助他们很有价值。有句老话说：“要致富，先修路”，想要帮这群人致富，就得先帮他们修路，这不仅是“县县通高速、村村通硬化路”的实体之路，也是平台经济铺就的数字化之路。有了数字化的助力，那些大山深处的人可以更容易地触达到外面的世界，并且把农产品、手工艺品卖到全国甚至全球。对于这些草根而言，这就是他们实实在在的 “中国梦”。 对一粒渴望破土而出的种子来说，阳光和水分，比什么都重要。“共同富裕”是大势所趋。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各方面，都应该帮助那些还不富裕的人，为他们提供向上的阳光和水分。大企业，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像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平台，应当也必然有更大的作为——依靠商业和技术的力量，让经济蛋糕越做越大，让普通人的受惠越来越多。 革了富人的命，社会就真的会幸福吗？ 作者 | 罗马主义，来源：灼识新维度 最近有很多人都在议论，一个完美的社会，就应该是一个财富分配成橄榄型的社会，中间大，两头小，据说在这样的社会里，老百姓的幸福感是最强烈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因为据说美国在全盛时期，它的财富结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应该是向这个目标靠拢。 那么该怎么向这种社会靠拢呢？有人提出，要通过行政和税收的手段，来减少富人的数量，剥夺他们的财富，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最终人为的把这个社会，塑造成一个橄榄型的状态， 这个结论到底对不对呢？有读者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的回答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这些人首先混淆了一个概念，美国曾经的橄榄型社会，是在市场条件下形成的，美国从来没有通过税收或者行政手段，去实现这个目标，市场经济最反对的，就是人为的去均贫富，因为这会为人类的一切恶行提供借口。 其次我要反问提出这个方案的人一个问题，谁告诉你一个人为制造的，通过压制富裕阶层形成的橄榄型的社会，就一定是一个幸福的社会？ 对于我这个反问，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感到诧异，难道这还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吗？ 当然有，因为在1982年以前，中国就是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财富分配成橄榄型的社会，但那个社会幸福吗？ 今天的中国，已经有很多人忘了，当初邓小平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为什么呢？ 在搞清楚这么多为什么之前，我必须先告诉大家一个残忍的事实，如今网络上流行的那些所谓的，要把这个社会通过人为的方式，改造成一个橄榄型的财富分配的方案，早在60年前我们就干过一次了，不仅仅干了，而且干得很彻底，很完美，结果呢？结果就是一场灾难！ 在60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如何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其实也是摆在当时的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完美社会呢？当然是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人能按劳所得，人人能按需分配，一个大部分人的财富都相差无几，特穷和特富的人都非常罕见的社会，也就是今天很多人在说的所谓橄榄型社会。 那该怎么来实现呢？ 很简单，农村就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农民，这就是所谓的土改，在城里面，把极少数资本家个人拥有的工厂、商铺，由政府出钱购买，进行公私合营。 按照1954年2月出台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里的规定，按照国家的需要和资本家自愿的原则之下，搞公私合营，10年之内，资本家可以获得收益的25%，10年之后收归国有。 当时的人想的很美好，这两个政策一出，这个社会立刻就没有了绝对的富人，也没有了绝对的穷人，一下就成了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完美的橄榄型社会。 可是接下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设计者的初衷，却发生了偏差，特别是在农村，虽然大家最初分到的地都一样多，可是有些人勤奋，有些人懒，结果又发生了贫富分化，出现了土地兼并的苗头。 那该怎么办呢？为了确保这个橄榄型的社会完美无缺，那就只有把大家的土地又收到一起，大家统一劳动，统一分配，搞集体化农庄，搞人民公社，这下就杜绝了任何可能出现阶级分化的苗头。 有些人觉得这样还不够公平，于是就主张干脆放弃私有财产，吃喝拉撒都由公社统一包了，搞公社食堂，看起来世界终于大同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主张的，人为制造出来的橄榄型社会，其实我们早在1959年就建立成功了，而且甚至超过了他们的期望，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扁平的社会，几乎实现了绝对的公平，基本上消灭了财富差距。 那么这个社会幸福吗？接下来就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很多很多人，具体是多少，到今天依然没有公论，为什么会饿死？建议大家去看那些伤痕文学吧。 我出生在60年代末，见识过那个社会的末期，那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我有着深刻的体会。 虽然今天很多人谈起那段历史，提到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些政治斗争，但说句老实话，这些其实离老百姓的生活很远，真正让老百姓绝望的，是对未来失去了想象。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小时候住在兰州的国营242厂，是生产轰炸机驾驶仪的，在当时非常偏僻的安宁区，周围全是农田。 工厂里的工人隔三差五的，就会到背后的山上去打枣子，去农田里偷西瓜，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地的农民几乎都不管他们，那这是因为这些农民都非常富裕吗？ 其实恰恰相反，当地的农民非常的贫困，他们一年到头几乎都吃不到一次肉，平常都是吃玉米面、橡子面果腹，一家人如果同时出门，可能都凑不齐衣服，贫困程度超过了现在的人，最残酷的想象。 那他们为什么都惨成这样了，还对工人的偷盗行为熟视无睹呢？ 原因很简单，那些都是公社的东西，不是他们的东西，都是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多点少点关他们个屁事？ 相反，他们每年到了春季，公社都会给他们开出介绍信，让他们来我们工厂乞讨，厂里的工人经常会把自己不爱吃的包谷面，还有烂到不能再烂的旧衣服，送给他们，所以反而是他们的恩人，因此他们更是睁只眼闭只眼。 你不要以为当时只有农民们过得惨，即便是就像我父母这样，都是国营工厂里的干部的家庭，一样也是穷的叮当响。 我父母的工资10多年没有变化过，也没有奖金，粮食定量是每人26斤，70%的面粉，30%的玉米面，外加两斤大米，每个月只能凭肉票买两斤肉，稍微计划不周，到了月底就揭不开锅，只好到兰州军区，我外公家里去吃大户。 我们一家4口人，挤在一个可能不到40平方米的一套一里，穿的衣服上几乎都有补丁，工厂自己的国营商店里，除了萝卜土豆大白菜，其他什么也见不着，虽然过得惨成这样，我们其实还是那个橄榄型的社会里，比较靠上端的那一批人。 那么这个看起来非常公平，几乎没有贫富差距的社会，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了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为了维护这种财富的绝对平均，它不许你发财，所以农民在混日子，工人也在混日子，我妈几乎每天上班不到一个小时就溜回来，捣鼓家务，快下班的时候又溜回去，我爸基本上就是泡杯茶，拿个报纸看一天，等着下班，所以到了1978年的时候，这个人为制造出来的橄榄型社会里，国家经济濒临崩溃，人民更是痛苦不堪。所以我要再问这些人一遍，谁告诉你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橄榄型社会里，人民就一定会幸福？你们有没有一点历史常识？那么这一切是怎么过去的呢？因为邓小平同志说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大家就有了奔头，然后大家的精气神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记得很清楚，在我快要离开兰州的时候，农村搞了土地包产到户，这个时候谁要再敢去山上打枣子，去田里偷西瓜，你看那些农民远远的就一个石头丢过来，不追到你们家绝不罢休；而工厂里自从搞了计件制，再也没有人磨洋工了，我记得当年我爸为了挣一个技术革新的奖金，回到家里还在画图，每天工作到深夜，完全不需要人督促。所有这一切改变的背后是什么？是希望，是能够走向幸福生活的希望。所以从80年代开始，每一个中国人都像疯了一样的，去琢磨如何发财，如何致富，因此在40年之后，中国才能从世界上最穷的几个国家之一，变成了如今彻底摆脱了贫困，全面走上小康的社会，这一切内在的动力是什么？不就是一个追逐富裕的梦想吗？因此一个社会有没有富人，能不能保护富裕阶层，本质上，就是这个社会还允不允许大家继续怀有梦想。邓小平曾经说过：“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他的这个判断是非常精辟的，先富起来的人开工厂，办公司，必然需要雇用大量的劳动力，也就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就业，很多人从中又学会了经营的技巧，然后自己又去开公司办工厂，就会雇用更多的劳动力，最后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的正效应，这就是我们这40年来发生的事。所以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在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的同时，也为这个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这些富裕阶层，就没有我们这个社会现在的一切，他们不是某些人口中的人渣，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没有他们开办的大量的工厂和企业，就没有千千万万人的幸福生活，我们永远也不要忘了这一点。当然，就像任何一个激烈变动的大时代里一样，有成功者，必然也有失败者，我们今天的社会，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当然也会孕育出新的矛盾，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绝不能是向后看，建国30年后的经验早就告诉我们了，革了富人们的命，社会绝对不会幸福，人为的去制造橄榄型的社会，最终将是天怒人怨。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绝不能是简单的去压制那些成功者，历史早就证明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推动那些后进者，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机会，让他们也能走向成功。而且换一个角度来说，正是由于马云马化腾这样成功的先例，才能激励成千上万的后来者，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发图强，一旦把富裕阶层描绘成全社会的公敌，那么还有谁愿意去努力工作？还有谁敢去努力工作？美国曾经的橄榄型社会，并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之下，天然的形成的，正是由于对成功者的尊重，对富裕阶层的保护，带动了工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全民就业，工资水平的提高，最终形成了橄榄型的社会，这和今天某些人鼓吹的，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要再强调一下，我不是在反对橄榄型社会，我是在反对人为地制造橄榄型社会，特别是通过消灭富人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也不反对第三次分配，但一定是要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绝不能搞行政胁迫和道德绑架。在今天中美争霸的这个大背景之下，美国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和颠覆是全方位的，特别是在思想层面，所以今天的很多公知，突然转变了口风，天天在那里鼓吹，要消灭中国的富裕阶层，要人为的去制造橄榄型社会，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但这恰恰就是他们的阴谋，他们故意混淆概念，目的是想在中国社会散布恐慌，打击企业家投资和扩大生产的意愿，鼓动资本外逃，进而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人民的大量失业，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最后搞垮中国。但我相信，他们的阴谋绝不可能实现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所以我们在讨论整个社会的改革方向的时候，永远也不要忘记了，当初中国为什么要搞改革？中国的今天到底是怎么样成功的？不要以为这件事和普通人毫无关系，你的老板被吓跑了，你也就失业了，你该如何去面对车贷房贷？如果全社会大部分的私营企业都倒闭了，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你以为你的父母和孩子不会挨饿？即便你在国企或者政府部门工作，如果富人们全都被消灭或者吓跑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彻底崩溃，没有了税收，你觉得政府还发的起你的工资吗？所以如果你赞同我的说法，不愿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为了你将来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了你将来的大富大贵，更重要的是为了社会的正义，让更多的人看见这篇文章吧，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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