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方论丛》2021年03期） [摘要]“安政五国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锁国时代的结束，幕藩体制也随之分崩离析，这为日本海外移民潮的出现提供了先决条件。“明治维新”在推动日本近代化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流动。然而，明治早期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海外移民潮。随着革新的深入，松方财政改革加剧了失业现象，鼓励生育的政策和近代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推进导致日本人口急剧增长，再加上扩张主义思想的膨胀，明治中后期转而鼓励向外移民，并将海外移民视作其殖民扩张战略和民族国家构建中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明治维新 内治优先 海外移民 官约移民 私约移民 侵略扩张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巴西的日本移民史研究”（19BSS033） 　　 　　 　　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震动了日本朝野。而后“安政五国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锁国时代的结束。1868年上台的明治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国内革新举措，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流动。然而，明治执政早期并不主张向外移民，相反却禁止海外移民，直至中后期才开始鼓励移民，而后的移民形式又经历了从“官约移民”到“私约移民”的转变。本文旨在探讨促使近代日本移民政策转变的过程和原因。 　　 　　一、幕末开国：日本海外移民潮形成的先决条件 　　1603年，德川家康结束了日本长达一百多年的战国时代，统一了日本，创立了江户幕府。幕府统治初期，德川家康鼓励海外贸易。然而，随着商贸关系的繁盛，天主教传教活动不断扩张，西南大名实力急剧膨胀，威胁到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地位。1633—1639年，为了禁止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遏制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加强自身的统治，德川幕府先后5次发布锁国令。主要内容包括：取缔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告发和逮捕潜入日本的传教士，防止天主教在日本的蔓延；严密监视驶抵日本的外国船只，严格管制贸易活动，只保留长崎作为通商口岸，仅存与清朝、朝鲜、荷兰和琉球国的贸易联系，其他港口不准外国船只停靠；禁止日本船只出海贸易；禁止日本人与海外往来，偷渡者或已去外国并在外国构屋营居之日本人，若返抵日本均要被处以死刑等。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巩固了幕藩封建体制，缔造了江户时代的和平和繁荣，同时也拉大了日本与西方在经济、科技和人文等方面的差距，这“是封建统治做到了对自由思想的彻底压迫，进而也开辟了国粹主义压制国际主义的道路”[1]288。 　　在清朝鸦片战争战败后，荷兰政府于1844年派特使到日本，向幕府将军递交荷兰国王威廉二世的亲笔信。来信警告道：“由于日本阻碍了欧洲由工业革命和人口增长所创造的商业野心的扩张，这可能使日本遭受中国已然遭受的命运：地球上各个国家间的交往正变得日益密切。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正把她们凝聚在一起。汽船的发明使得相互之间的距离变得更小。在这一关系迅速发展的时期，倾向于保持孤立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与许多其他国家为敌”，日本若想不重蹈清朝的覆辙，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尽早开国。对于这种半威胁、半劝导的方式，德川幕府只是回应道：“既然祖先的法律已经被制定，子孙后代必须遵守”，因此锁国令不可能被抛弃，遂拒绝与荷兰立约。[2]264 1846年，美国海军准将詹姆斯·比德尔（James Biddle）奉波尔克（James Knox Polk）总统的命令，率三艘军舰来到江户湾浦贺交涉通商事宜，遭到了幕府的拒绝，不得不悻悻归国。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美国占领了加利福尼亚，领土扩展至太平洋沿岸，成为两洋国家，扩张的触手开始伸向太平洋，试图与东方国家建立商贸关系。与此同时，为了促进美国在北太平洋和日本近海捕鲸业的发展，美国迫切需要日本开国，将其作为储煤和淡水的补给基地和避难所。1851年11月，美国代理国务卿康拉德发布训令给海军准将马修·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其中提到，日本和美国已经成为太平洋两岸的邻邦，至于两国是否应为友好的邻邦，其抉择在于日本，“总统甚愿和皇帝和平友好相处”，但是，“除非日本改变它视美国人民为仇敌的政策，则两国之间自无友谊可言”。[3]227-229翌年，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任命佩里为东印度舰队司令，派他前往日本进行交涉。1853年6月，培里率领四艘军舰“密西西比号”、“萨斯奎哈纳号”、“萨拉托加号”和“普利茅斯号”携载63门大炮，驶入浦贺鸭居冲。由于这些舰船的船体被涂成黑色，这起事件故而被日本人称为“黑船来航”。突如其来的四艘黑船震动了日本朝野，幕府被吓得手足无措，告以美国军舰改航至外轮停泊地长崎进行谈判，以求片刻苟安。但是，佩里断然拒绝，并以武力相逼要求幕府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幕府被迫在久里滨接受了美国国书，约以明年答复。 　　1854年2月，佩里如约率领七艘军舰开赴日本，舰队一直深入江户湾内。在美国的武力威胁下，1个月后（3月31日），德川幕府在横滨同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亦称《日美和亲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和函馆作为美国船只的中途港以获得煤和其他供应；对遭遇海难的船员给予合理对待；在下田任命一个美国领事；美国获得在开放港口购买货物的权利和最惠国待遇等。[2]270这标志着封闭了二百多年的日本国门被打开。1858年6月，幕府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依约日本增开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库等四港及江户、大坂两市，美国享有领事裁判权。这是日本缔结的第一个承认自由贸易和通商开国的条约。此后，西方国家凭借“利益均沾”原则，纷纷与日本缔约。7月29日至10月9日，幕府又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缔结《日本荷兰修好通商航海条约》《日本国鲁西亚国修好通商条约》《日本国大不列颠国修好通商条约》和《日本国法兰西国修好通商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锁国时代宣告结束，幕藩体制也随之分崩离析，这为日本海外移民潮的出现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内治优先”：明治早期禁止海外移民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并开启了日本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盘西化和现代化革新运动。明治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新政策，促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流动。在社会体制方面，明治政府打破了原有的封建身份制度，废除了对人口的流动、择业和居住的诸多限制，使得剩余劳动力的国内或海外转移成为可能。1871年，明治政府颁布《户籍法》，废除了传统的“士、农、工、商”身份等级制度，将皇室及与其有亲缘关系者改称“皇族”，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华族”，幕府的幕僚、大名的门客等改称“士族”，原来的“农、工、商” 和江户时代的贱民统称为“平民”，并规定所有身份的人都可以自由迁徙和自由择业，力图实现“四民平等”的口号。在经济体制方面，地税改革和土地买卖催生了大量破产农民。作为一个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革命几乎同时进行。明治政府通过牺牲农业和压榨农民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并获取发展新兴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1868年，明治政府明确了土地所有的观念。随后，又承认货币地租，允许自由耕作田地。1872年，撤销了宽永以来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 　　在这个基础上，明治政府着手地租改革。1873年，发布上谕和地租条例。规定：课税标准从原来的按产量改为按地价征收；税率固定在法定地价的3%，且不依收成的好坏相应增减；废除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等。这些改革达到了预期效果，明治政府的财政收入显著增加。明治政府的岁入总额从1868年的3,308万日元增至1873年的8,500万日元，其中地租从200万日元暴增至6,000万日元，岁出总额从3,050万日元升至6,200万日元。[1]394也就是说，仅靠地租收入就基本解决全部岁出。 　　与此同时，大量小农却因无力承担过多的现金支出而破产，沦为无地农民，成为自由劳动力。原来的实物地租改成货币地租，农村和农民被卷进货币经济的漩涡，这就意味着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受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影响。如果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就较少受到固定税的影响，收入会随之增加；而一旦农产品价格下跌，却要缴纳同样的税收，收入就会减少。此外，捐税、购买肥料和农具都需要支付货币，而农民的现金所得有限，结果就是自耕农大量破产，催生了寄生地主制。19世纪70年代，日本约40%农户的耕地面积不足1.1英亩。[4]8 　　然而，明治早期并未出现大规模海外移民潮。目前学界公认，驶往夏威夷的“元年者”（gannen mono）是近代日本真正意义上海外移民的肇始。不过，这次移民并不具备合法性。19世纪50年代，夏威夷甘蔗种植园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劳动力的匮乏限制了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1864年，夏威夷政府成立移民局，欲从包括中国、菲律宾、日本等亚洲国家、南太平洋岛屿、葡萄牙属海岛等地方引进劳工。夏威夷政府委任旅居日本的美国商人尤金·M.范·里德（Eugene M. Van Reed）为驻日本总领事，负责同幕府谈判招工事宜。1867年，双方初步拟定一个商业协议，幕府同意颁发350人的护照前往夏威夷务工。可是，日本政局的剧变打乱了这一招工进程。1868年1月新成立的明治政府认为，夏威夷是没有正式和日本签订通商条约的国家，要求劳工回归日本的条款必须有与日本建交的第三国作为担保。日、夏双方并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明治政府视幕府颁发的护照无效。1868年5月17日凌晨，在没有获得护照和许可的情况下，里德带着153名日本劳工从横滨出发乘坐“赛欧托号”（Scioto）驶向夏威夷，并于6月20日到达目的地。按照最初的合同，劳工需要与种植园主签订三年合同，每月4美元工资，实际每月赚取2美元，其余的存入固定机构作为履行完三年合同的保证金，可以在每年年终支取。可是，每月2美元的生活费根本不够日常开销，再加上气候不适、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劳资双方都向移民局提出了申诉。1869年9月，明治政府决定派遣民部省长官兼驻英国公使上野景范（Kagenori Ueno）前往夏威夷进行调解。[5]12月27日，上野来到夏威夷。在与夏威夷外交部长查尔斯·哈里斯（Charles Coffin Harris）磋商后，双方于翌年1月11日达成协议：当年日本政府召回40位愿意回国的侨胞，剩余的劳工在履行完合同后有夏威夷方面出钱送其回到日本。[6]3月7日，40位日本劳工和1名在夏威夷出生地的婴儿回到横滨。事实上，剩下的日本移民在履行完三年合同后，大多数都获准留在了夏威夷。通过留下来的“元年者”，夏威夷政府看到了日本劳工身上的优良品质，迫切希望大力引进日本移民。1871年，双方签订《日夏修好通商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该条约第5条款规定：“日本政府将不再限制夏威夷人合法雇佣日本人；日本人可以在任何开放的港口申请到去海外的护照，政府对此不会阻挠。”[7]114明治政府并未立即组织大规模海外移民，相反却严禁任何有组织的日本劳工去夏威夷或美国大陆，移民活动中断了17年。尽管期间也有部分不受官方认可的、零散的移民现象。据日本外务省领事移住部的数据，1868—1884年间，日本海外移民总数才1,354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8]54为什么明治初期不鼓励海外移民呢？大致有如下三点原因。 　　第一，维持政权稳固、推进国内革新是明治早期统治的优先要务。为了打牢统治基础，明治政府在政治方面先后实行了“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结束了日本长期以来封建割据的局面，为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创造条件。此外，明治政府在执政初期还面临巨大的反政府势力，起初是旧幕府从关东到东北的反抗运动，后来也不乏对革新政策表示不满的社会各阶层人士，譬如反对开国和亲的攘夷论者企图暗杀政府要人、对剧烈改革心怀不平的华族和士族所策划的颠覆政府活动，以及对反对新政府的农民起义等，这些纷争随着1876年“西南战争”的爆发达到顶峰。1877年，明治政府平定了这次反政府叛乱，“维新政治，才可以说名符其实地得到了实现”[1]384，继而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等革新政策的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的国内环境。因此，在矛盾丛生的执政早期，保持政权稳定、重建社会秩序、理清发展思路、推动革新进程才是明治政府的第一要义，实力孱弱的新日本无暇输出海外移民。 　　第二，派遣使团、修改旧约、学习西方是明治早期对外关系的重点。1870年，明治政府制定了驻外使臣制度。根据《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规定，1872年7月是改订新约的期限。由于通商条约中有丧失关税自主权和不平等治外法权等内容，明治政府决定利用这个时机与缔约国展开谈判，重新缔结条约。1871年11月20日，明治政府派遣岩仓使节团出使同日本建交的15个欧美国家，以试探相关缔约国对修约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与岩仓使节团一同出访的还有59名华族和士族出身的留学生。[9]389与输出廉价劳动力相比，政府非常重视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和雇佣外国人才。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海外留学生规则》，使留学生的派遣工作系统化。1868—1874年，日本有550多名学生留学西洋。[10]49在明治政府看来，劳工移民只会在西方世界留下日本是不文明国家的印象，而留学生代表了日本社会的精英，会提升日本的国家形象，这种中高端人才交流“能使日本获得物质和智力资源的现代性”[11]60。这说明，明治早期对海外移民问题一分为二地看待：对于低端劳动力的输出是比较排斥的；而对于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才交流则是鼓励的。 　　第三，国内的开发建设和扩充兵力转移了部分自由劳动力。“为了避免日本的‘帝国臣民’被像中国‘苦力’或非洲‘奴隶’那样对待”[12]33，明治政府将安置劳动力的视线放归国内。一些失地农民成了新兴产业工人，还有许多加入了北海道的开发进程中。日本政府在这一边境地区开发自然资源，设立农业和渔业财产权的法律框架，兴办工厂，以期向潜在的敌人俄国宣誓主权。[13]138-146更为重要的是，北海道拓殖模式开创了日本通过移民的方式排解人口压力和构建民族国家的先河，这种殖民模式后来被运用在日本对中国台湾地区、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乃至拉美国家的土地上。有学者将日本这种移民模式称为“重置政治”。[14]143 　　 　　三、从“官约”到“私约”：明治中后期鼓励移民政策 　　随着国内经济和社会形势的转变，明治政府逐渐抛弃了早期禁止海外移民的政策。 　　首先，松方财政改革进一步加剧了失业现象。为了大力推动“殖产兴业”政策，明治初期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急剧上升。为了填补财政赤字，明治政府开始大量发行纸币。仅1872年10月至1873年4月就发行了852万余元的不兑换纸币。1877年为了应付“西南战争”的军事开支政府又发行了2,700万元的巨额纸币。截至1878年12月，明治政府发行的不兑换纸币已经高达11,980万余元。纸币滥发导致物价高涨和纸币贬值，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在1881年纸币下跌的最低点，物价比1873年上涨了62%，其中大米价格上涨了121%。在此情况下，农民尤其是富农成为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受益者。1881年10月，松方正义就任日本大藏卿，决定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并设立新税目、提高原有征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改革举措虽然使日本财政趋于稳定，建立了适应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金融和财政体制，但是对中下层农民的冲击非常大。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致使农民的收入锐减，地税却相对提高，许多农民无力负担，被迫卖掉土地或将土地抵押出去，而抵押的土地最终也无力赎回，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据日本农业经济史家古岛敏雄对部分地区的统计，1883—1885年耕地买卖率增长了37%，年末实际土地抵押数量增长了43%；佃农比例由1873年的27.4%上升至39.5%。[15]25,30 1883年因拖欠税款而被迫拍卖土地的多达33,800余人，第二年超过7万人，转年又增至10万人。[9]595-596仅1895年一年，就有约10.8万个农场破产，40万农民失去生计。一部分失地农民成为佃农，他们不仅要缴纳政府赋税，还要支付给地主租金。80年代中期，佃农每年收成的一半要用来交租。[4]8还有一部分失地农民涌向城市，可是当时日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还不充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另一些人迫于生计，离开故土，远渡重洋。 　　其次，明治政府还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并引进近代卫生观念、推行医疗制度改革，导致这一时期日本人口急剧增长。在江户时代中后期，日本人口增长曾一度陷入停滞，1756年的人口为3,128万人，1846年为3,229万人。[16]50也就是说，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日本人口只增长了101万人，增速极其缓慢。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总人口迅速增加到4,400万。19世纪70年代早期，人口增长加速的第一阶段导致了约0.5%的年增长率；1900年，人口加速增长的第二阶段更产生出约1.0%的增长率。[2]560这对于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的日本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压力，日本遂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日本的人口密度继续攀升，从1872年的每平方里（square ri）1,335人，增至1882年的1,385人，而后继续升至1892年的1,657人，仅低于比利时、荷兰和英国。[17]378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国家的食品和资源基本依靠从他国进口，而日本当时只能自食其力，所以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最后，扩张主义思想促使日本转变对外移民政策。敲开日本国门的不仅有西方国家的舰船、技术、器物和制度，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扩张主义思想。明治政府深受沙俄领土扩张政策、德意志军国主义政策和美国海权思想的影响，力图在短时期内将日本打造成军力强大的国家。事实上，明治天皇早在1868年的《御笔信》中就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足以见其追求强权政治和争霸世界的野心。只是在明治早期，日本坚持“内治优先”的发展思路，孱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其雄大的政治野心尚不匹配。而到了明治中后期，经过“殖产兴业”的积累，日本完成了早期工业化，便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有计划地实施对外扩张，追求像西方列强那样开拓海外市场、建立殖民地，海外移民成为日本殖民扩张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在扩张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为了解决庞大的农村失业群体和人口增长压力与有限社会资源之间的矛盾，明治政府调整了移民政策，决定开启海外移民进程。1884年，日本和夏威夷签订了《日本人民夏威夷渡航议定书》，两国政府就向夏威夷输出移民达成共识，[18]并进行了第一次移民公开招募。1885年2月，第一批日本劳工在政府的组织下乘坐“东京之城号”轮船驶往夏威夷，开启了日本合法的契约移民时代，同时也拉开了日本百年海外移民的大幕。1886年，两国签署《日夏移民协定》（即《与夏威夷政府缔结渡航条约》）。1891年，明治政府在外务省内设立移民课，以管理海外移民事务。1885—1894年这十年间，共有26批、29,132名日本劳工到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做工。[19]3由于这一时期的劳工移民是由日夏两国政府签约和主导的，故称为“官约移民”（或“政府契约移民”）。1893年，在美国海军和美国驻夏威夷公使的支持下，夏威夷的美国传教士后代发动政变。1894年，夏威夷末代君主利留卡拉尼（Liliuokalani）女王被迫退位，夏威夷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20]183-187这就意味着《日夏移民协定》失去了效力。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发展官营企业转变为扶植民营企业。在明治早期，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的、自上而下的“殖产兴业”政策，开办了一大批由官府直接经营的企业，使日本初步具备了工业化基础，为民间创办近代化企业提供了样板。但这种政府包办的发展模式带来了诸多弊端，如国家财政负担过重、官营企业竞争力较差、管理落后、连年亏损等。在这种情况下，明治政府决定改变产权关系，将国有资本低价出售给民间资本，将官营企业转由民间经营。移民事务也不例外。日本著名实业家、被誉为“纺织大王”的武藤山治曾提出，不应只输送临时的劳工移民，而应在获取土地所有权上实现永久居住，为此，有必要成立移民公司，方便打理移民的各项事宜。在其鼓动下，一些资本家纷纷投资创建移民公司。1893—1894年，每年四千多人的移民规模，还要处理移民与移居国的纠纷等事务，再加上抛向日本的输出移民照会不断增多，除了夏威夷和北美，还有澳大利亚、菲律宾、秘鲁、墨西哥、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等南太平洋岛国（屿）[4]16，使明治政府对官营移民输送业务愈感力不从心。甚至有政府官员称移民是一件麻烦事，认为商贸才是对外政策最重要的，而移民问题会伤害两国感情，继而阻碍两国间贸易的发展。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官约时代的移民船改用作军事运输，外国船只承担了移民输送。 　　1894年随着最后一批日本劳工驶向夏威夷，“官约移民”时代宣告结束。此后，日本的海外移民事业由官营转变为私营，移民主导机构由政府转变为民营移民公司，政府从具体的移民事业中抽离出来，只扮演管理和监督的角色。日本的海外移民活动遂步入“私约移民”时期。 　　1890年，移民公司获得日本政府允许可以招募移民。[19]3 1891年，吉佐移民会社成立，其为日本最早的民营移民公司。[21]101同年，“海外移居同志会”（the Emigration Fellowship Society）成立，旨在提高日本移民活动的质量。1893年，“殖民协会”（Shokumin Kyokai，英文称the Colonization Society）成立，主张“通过移民的方式发展日本的海外拓殖地” [12]34。 　　1894年4月，明治政府颁布了《移民保护规则》（明治27年敕令第42号），对移民和移民公司进行界定，并明确了双方需要承担的责任、禁止行为和彼此间订立合同条款的内容，还规定移民公司在得到内务省的批准后，需向地方长官缴纳10,000日元的保证金，以担保移民过程中遭遇的“不测”等。1896年，明治政府出台了《移民保护法》（明治29年4月8日法律第70号），对移民的权利、移民公司的义务、两者间的关系、保证金管理、惩罚措施等内容做了更加全面而详细的说明。[22]该法成为此后日本政府制定和修改移民政策的基本法典。 　　受到政府的鼓动，在逐利心态的驱使下，日本民营移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1900年，日本已有60家移民公司。其中，最著名的有海外渡航株式会社、东京移民合资会社、日本移民合资会社、大陆殖民合资会社、熊本移民会社、明治殖民会社等。[4]16随着移民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日本劳工输出的数量和范围都有了显著的增加。《日本时报》（Japan Times）1897年10月21日的报道称，该国的劳工输出人数由1895年的12,016人增至1896年的21,299人，其中去往夏威夷的约9,000人，俄国约7,600人，朝鲜约2,000人，美国约1,100人，澳大利亚约800人，加拿大约500人。[23]16夏威夷的日本移民总数也由1890年的12,610人跃升至1900年的61,111人，同期日本移民在夏威夷总人口（15.4万）中的比例高达40%。[14]144 1900年，移民美国本土的日本人高达24,326人。[24]42 　　 　　余 论 　　1898年，夏威夷被美国兼并。与此同时，随着日裔群体的不断壮大，美国国内的“黄祸论”和反日运动持续发酵，1908年日美签订了《君子协定》，中止了日本劳工前往美国的步伐。在此背景下，日本移民公司的业务重心逐渐由北美转向了拉丁美洲。根据1868—1941年日本海外移民人数的变化，可以归纳出如下特点。一，从时间段来看，1901—1920年是日本海外移民的高峰期，此后移民人数不断减少。二，从发展趋势来看，拉美地区的日本移民呈直线上升，展现出后来者居上的态势，而北美地区经由20世纪前二十年的高峰期后日本移民人数不断减少。整个19世纪，拉美的日本移民还不足千人，仅占同期日本海外移民总数的0.5%，这一时期首要目的地是夏威夷，占比53.6%；1901—1920年，拉美接收日本移民60,731人，占同期总额的19.3%，成为其第三大目的地，尽管夏威夷仍是首选地，但占比已经降至40.7%；20世纪20年代，拉美接收日本移民85,342人，占同期总额的53.3%，跃居成为日本海外移民的首要目的地；30年代，移往拉美的日本移民升至97,962人，占同期总额的73.6%。三，从地区分布来看，1868—1941年排在日本海外移民目的地前三位的分别是拉美（31.5%）、夏威夷（29.7%）和美国本土（13.8%），拉丁美洲成为二战前接收日本移民最多的地区。[11]18 　　 （注释略） 　　（杜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